那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事情了。當時我和哥哥還小，都是鼻涕蟲，沒有上學的我們整天只知道到處瘋玩。家裡的經濟條件很差，這便讓年幼的我們註定要與飢餓為伴。我和哥哥對於頓頓窩窩頭和地瓜幹充滿了刻骨的仇恨。我們每天做的事情，就是看能不能搞到一點兒屬於一日三餐之外的美食，而父親的包子則是我們最望眼欲穿的期待和最爽口的“零食”。

　　父親是一名石匠，在離家三十多里路的大山上開山採石。每天清晨，父親騎著家裡惟一的一輛破腳踏車出發，晚上再騎著它回來。早上天還沒亮的時候，母親都要從她視為寶貝的麵粉袋裡摸索出一點麵粉，點著油燈為父親做兩個包子。管這叫“包子”，實在有辱“包子”的形象——灰灰的麵糰裡沒有一絲肉末，只有兩滴豬油和少許白菜幫子而已。

　　那兩個包子就是父親的午飯。父親早上不吃飯，中午就靠那兩個包子充飢，晚上回家吃飯。他身體不好，經常咳嗽得厲害，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五十多斤重的大錘揮動幾千下。這樣兩個名不副實的“包子”，能否提供給父親繼續揮動大錘的能量尚不可知，可是，父親卻把它們省了下來，帶回來給了我和哥哥。

　　為了順利拿到這兩個包子而不至於被母親發現後責備，我和哥哥每天總是按時地跑到村口去“迎接”父親。每當破腳踏車“丁丁當當”地載著父親熟悉的身影出現時，我們就會高聲歡呼著衝上前去。這時，父親就會微笑著從他的挎包裡掏出本是他的午飯的兩個包子，我和哥哥一人一個。

　　包子的味道雖然並不可口，但仍然可以讓嘴饞的我和哥哥得到很大的滿足，我們一個勁兒地狼吞虎嚥。這時父親總是站在一旁慈祥地看著我們。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兩年，這件事成為我們和父親之間心照不宣的秘密。母親每天仍然天不亮就點著油燈做兩個包子——那實際上已經成了我和哥哥的零食的包子。

　　後來，家裡終於可以頓頓吃上白麵了，我和哥哥也逐漸對父親的兩個包子失去了興趣，這時包子才又重新屬於父親。那時我和哥哥已經上小學了。

　　後來我和哥哥都考上了大學，都在大城市裡謀得一份體面的工作。但兒時的這段記憶，就像是躲在牆角的蛐蛐，小聲而固執地嗚咽著。多年來，我一直覺得對不住父親。

　　終於，今年過年回家的時候，我與父親談及此事，父親卻給我講述了他的另一種心酸。父親說，其實他在工地上也是吃飯的，不過只是買個硬窩窩頭而已。記得有那麼一天，他為了多幹點兒活兒而錯過了吃飯的時間，當時已經買不到窩窩頭了，父親餓極了，就吃掉了本來就屬於他的兩個包子。後來當他走到村口的時候，我和哥哥照例去“迎接”他。聽到我們高喊著“爹回來了，爹回來了”的一剎那，他搓著自己的雙手非常內疚，因為自己無法滿足兒子們小小的願望。

　　父親哽咽著對我說：“我為什麼要吃掉那兩個包子呢?其實我是可以堅持到回家的。我記得那時你們很失望，當時，我差點兒就落淚了。”

　　父親說，為這事，他內疚了二十多年，覺得自己沒有盡到做父親的責任，讓幼時的我們受了太多的苦。

　　其實這件事我早已忘記了。或許我當時的確很失望，但世上哪有一個小孩子會因為一次沒有滿足口腹之慾，而久久地怨恨自己的父親呢?現在想起來，我只記得自己年幼的無知。其實我們並不真的需要那兩個包子。然而我們的父親，他為了那僅有的一次未能滿足自己的兒子們，卻足足內疚了二十多年。

　　那一次我流淚了，是的，在如山的父愛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