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體裁衣
明朝嘉靖年間,京師有個姓周的裁縫,技藝嫻熟,頗有聲名。凡是經他手裁製的衣物,穿在身上,無論長短、寬窄,均不差分毫。
有個御史慕名前來,讓他做一件圓角領(明代官員的一種禮服)。周裁縫跪在地上,問御史的任職年限。御史不解,問:“做衣服為何要問這個呢?”周裁縫回答:“小人問這個,正是為了裁剪衣物的需要。如果是初任官職,定會意氣風發,身體就會微微後仰,做衣服時就要後短前長;等在職一段時間之後,心態稍微平靜了,衣服就要前後一樣;等任職時間久了,又想升遷時,就會表現得很謙卑,身體容易前俯,衣服就應做得前短後長。所以小人要問大人的任職年限,否則做出來的衣服恐怕會不合身。”
貪官不準死
康熙帝創造了一個“太平盛世”,但同時也創造了腐朽不堪的政治面貌,到雍正帝接任的時候,國庫已經虧空得非常厲害。
雍正帝明白,所謂的“太平盛世”只是“以腐養安”養出來的假象罷了,國家的稅收經過各級官員的層層貪汙,到了國庫的時候往往已經所剩無幾。雍正帝視察國庫時,看到那區區幾百萬兩白銀,頓時拍案而起:“蛀不治,禾安芾?”雍正帝決心下大力氣治理官場腐敗。
一場全國性的反腐嚴打很快展開,雍正帝派出很多欽差大臣趕赴各地調查。誰知反腐工作剛一開始就發生了兩起意外,廣東道員李濱和福建道員陶範都身涉貪汙受賄和虧空案,他們自知無法躲過這場災難而畏罪自殺。以往,像這樣的案子只能不了了之。中國風俗向來死者為大,人死了,一切也就曲終人散作罷了。
但雍正帝不吃這一套,他心裡再明白不過,“死”只不過是鉅貪們走投無路時的一條對策,人死不過頭點地,他們無非想用自己的死來保住家人的福,保住萬千財產供子孫們享用。於是雍正帝下令:死也不能放過。雍正帝頂著中國傳統習俗裡最大的忌諱,下令挖墳斬首、拋屍荒野。針對活人的手段也沒停下,他們不是想把貪汙來的錢留給子孫們享用嗎?沒門兒!哪怕他們死了,也要繼續抄他們的家,把他們的子孫後代都抓起來,根據他們的財產狀況作出不同程度的處罰,有的砍頭,有的坐牢,有的流放……
接著,雍正帝釋出了一道命令,全國官員誰也不準死,誰敢死,不管出於什麼原因,一律挖墳斬首,然後抄家沒收財產,根據不同的財產狀況處理子孫問題。這樣一來,那些原本還想著以死來保全家的貪官,霎時都變成了“怕死鬼”,生怕自己一死掉家裡反而要遭更大的罪,子孫們也不敢接管錢財,甚至紛紛把錢還了出來,寧窮不富,以免惹上官司。就這樣,那些貪官只能眼巴巴地坐在家裡等著雍正帝來收拾了。
短短五年時間,雍正帝的反腐工作就取得了極大的成效。國庫從康熙年的八百萬兩猛增到五千萬兩,更重要的是官場風氣得到很大的改善,最終成就了“雍正一朝無官不清”的歷史評價。話或許有些誇張,卻足以說明雍正帝的反腐攻堅戰打得多麼響亮。
宋朝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當漫天的蝗災突起時,相州兗州等地的地方官們,不思抗災救百姓,卻紛紛提筆寫馬屁奏章:皇上放心,俺們這裡雖說鬧蝗蟲,但絕對沒有蝗災。為什麼呢?因為皇上您皇恩浩蕩,連蝗蟲們都深受感動,正一撥接一撥的羞愧自殺呢。就算活著的蝗蟲,也餓死都不吃莊稼,絕不給大宋添堵。
宋真宗因此信以為真,不料蝗災一口氣蔓延到江淮河北陝西等地。
有天中午,宋真宗正香噴噴地吃午餐時,一抬頭就看到天黑了——黑壓壓的蝗蟲遮蔽了汴京上空,連燦爛的陽光都被遮得無影無蹤。剛為“蝗蟲羞愧自殺”欣慰不已的宋真宗,當場愣在餐桌旁,飯都吃不下去了。那幾位“作精”官員,自然遭到嚴懲。就連宋真宗本人,也從此健康每況愈下。
步後塵者得大蒜
為解決北方糧食不足問題,清代每年都要將中南各省所產之米,透過大運河北運京師,謂之漕運。當時漕幫當家人是尤五。上海大商人沈生義見了也想投資漕運,家中的王管事卻說不妥,沈生義不解:“漕運這麼賺錢,為什麼不妥?”
王管事說:“有個故事,便把兩袋大蒜給了他。這便是‘得先機者得金子,步後塵者得大蒜’。漕運已經有尤五,這麼多年根深蒂固,我們根本動不了他,人家做生意得金子,我們做得再好也就得個大蒜,不如另闢蹊徑,方是上策。”
沈生義問:“什麼上策?”
“開闢海運,組建沙船幫,沒人和我們爭,我們是第一個!”
沈生義連聲說好,投入巨資組建沙船幫,開始經營海運。
後來,運河梗阻,漕運不暢,道光帝下詔改漕運為海運,沙船幫成為首選,有朝廷支援做大做強,等漕幫的尤五反應過來已經晚了。幾年後漕幫解散,退出了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