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變讓明軍損失慘重，20萬精銳部隊損失過半，京城的守備兵力剩下不到10萬，而且大多數是老弱殘兵。
史料記載“時京師勁甲精騎皆陷沒，所餘疲卒不及十萬，人心震恐，上下無固志”。
是時，瓦剌大軍壓境，明英宗朱祁鎮被俘，朝廷上下惶恐不安，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為何大明中央沒有失去對地方的控制權？
在歷朝歷代，王朝滅亡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內部崩潰，其二是外敵入侵，一定程度上說，兩者也是相輔相成的，內部穩固，外敵就難以侵入，內部紊亂，就很容易引發外患。
但凡是有道的明君，都會吸收前朝經驗，想方設法穩固皇權，防止地方擁兵自重的情況出現，唐末的亂局和五代就是由於藩鎮割據導致的。
朱元璋為了控制地方，加強中央集權，在統一全國後，設立了衛所制度。中央則設定了最高軍事機關五軍都督府，都督府掌管全國衛所軍籍，而征討、鎮守、訓練聽命於兵部。
如有戰事，兵部按照旨意調兵，任命將領，將領拿著印信，帶領衛所的部隊出征，待戰爭結束，將領交還印信，軍隊回到各自衛所。
統兵權和調兵權分離，便可以極大改善擁兵自重的局面，將領和部隊互相都不是很熟悉，如此這般，中央便可以控制全國軍隊。
土木堡之變後，大量高階將領喪生，五軍都督府難以勝任京城的防衛任務，于謙作為兵部主導人物，設定了團營，五軍都督府開始沒落，權力集中到了兵部，在北京保衛戰期間，軍政大權甚至集中到了于謙一人身上。
換言之，是時，明朝中央依舊掌控大權，在制度的約束下，地方無法脫離中央掌控。
土木堡之變後，最大的問題不是出在地方，而是在中央，倘若中樞權力分裂，或者皇帝南逃，那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必定會大幅度減弱。
瓦剌大軍壓境，皇帝被俘，郕王朱祁鈺監國，明廷面臨前所未有之危機，很多官員打點好行李準備逃跑，如果沒有人站出來統一口徑、力挽狂瀾，大明沒準真的會成為南宋。
朝堂上，侍講徐珵第一個跳出來說道：“目前星象有變，我們應當南遷！”很明顯，徐珵是想逃跑，當然，他也不是第一個這麼想的，只不過他敢說出來，其他人還在“靜觀其變”。
于謙作為兵部最高領導，馬上予以反駁：“提議南遷的人該殺，京城是天下之根本，只要一動大事去矣，難道你們不知道宋朝南渡的事嗎？”
于謙的這句話，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加之朱祁鈺力挺于謙，隨即于謙被升任兵部尚書，統領全域性。
是時，最重要問題是安撫人心，且主要是中央官員的人心。土木堡之變前，王振作威作福，坐擁朋黨亂政，在朱祁鎮的放縱下，打擊異己、招權納賄，其罪行可謂罄竹難書。雖說王振已死，但他的黨羽尚在朝廷，各部門官員對王振那是恨之入骨，如果此時不把王振的黨羽擺平，是很難服眾的。
朱祁鈺攝政議事，廷臣馬上上疏要求誅滅王振黨羽。錦衣衛指揮使馬順是王振黨羽，見朝臣要對自己出手，便呵斥群臣，這一下點燃了火藥桶，文臣們擼胳膊挽袖子就開始暴揍馬順，即刻將其打死。不久之後，幾名王振黨羽也被當場打死。
儘管這次朝堂鬥毆十分罕見，但在於謙的幫助下，王振黨羽被悉數誅滅，王振的府邸也被抄滅。
撥亂反正後，朝臣平復了情緒，朱祁鈺也收攬了人心，隨即朝堂上下空前團結，開始著手對付瓦剌大軍。
北宋滅亡之時為何那麼狼狽？一定程度上說，就是因為皇帝不作為，導致人心離散，宋徽宗逃走，宋欽宗也想逃，即便仍有堅守忠義的大臣，但也無法挽狂瀾於既倒。朱祁鈺做得還是很不錯的。
在封建專制王朝，忠君就是愛國，如果君主被殺，國家也將不復存在，就好比子嬰投降後，秦朝滅亡了，楊廣被殺後，隋朝便亡了。
土木堡之變後的明朝局面，也是十分艱難，朱祁鎮被俘，而且還活著，一旦明朝廷受制於朱祁鎮，一切政令將無從談起，守衛京城更是難上加難，所以，必須另立一個新皇帝。
朱祁鈺登基即位，于謙便可以放開手腳，調兵遣將。在朱祁鈺即位之前，于謙就請朱祁鈺下旨，即刻調集兩京、河南的備操軍，山東、南京的防倭軍，江北的運糧軍，快速向京城集結，在極短的時間內，京城守軍就增加到了22萬人，在兵力上對瓦剌軍形成優勢。
與此同時，糧草輜重也快速向京城集結，這一切的前提條件，就是制度保障、政令暢通，換言之，當時的明朝有錢、有糧、有軍隊，實力仍很強大，而且還有一個極其強大的中樞系統，可以迅速集結兵力，拱衛京師。
當時沒有在地方造反的人？當然有，福建的鄧茂七、浙江的葉宗留，廣東、湖廣、貴州、廣西皆有造反的人，但大多沒有形成氣候，明廷的中樞已經恢復運轉，那些小打小鬧，自然沒有市場。
在大明制度的保障和朝廷中樞的配合下，明朝廷很快恢復了元氣，並重新擁有了擊敗敵人的信心，北京保衛戰才得以取勝。
熱門工具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