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親王為何要高調貪腐

1911年5月17日，《泰晤士報》發表長文《中國首任總理》。這是西方媒體介紹慶親王奕匡履歷最為詳盡的一次。當時，中國剛剛進行君主立憲的政治體制改革，出臺了歷史上第一個責任內閣，慶親王出任首任內閣總理。

文章認為，慶親王多年來都是中國官場最大的“惡魔”，但卻享有最高領導人慈禧太后的高度信任，“他的履歷總是與中國的災難相關聯”，“沒有建設性、沒有愛國心，在他的一生中沒有做過任何榮耀的事”，“監察者們徒勞地彈劾他，媒體提及他時只有詛咒，但他毫髮無損，並且權力日增”。

後世有人稱慶親王為大清“首富”，畢竟沒有資料支援，但從各種正史野史推測，尤其是他在清亡之後依然過著奢華的生活，可以推斷他至少能名列大清富豪榜的前茅。據說，他僅在滙豐銀行就有200萬兩白銀以上的鉅額存款。

弔詭的是，政治經驗顯然極為豐富的慶親王，似乎並不想收斂和掩飾自己的貪腐形象，“高調”得足以在中國歷史的貪官群內成為“拉仇恨”的冠軍。

其實考諸史料，慶親王本人的個性並不高調。

晚清改革開放中，參與中央主要工作的四大王爺——惇親王、恭親王、醇親王、慶親王，恭、惇、醇三人，是道光皇帝的第五、六、七子，咸豐皇帝的弟弟，屬於“近支親貴”，先天資源十分豐足。在他們這些“鳳凰”面前，慶親王就如同“草雞”。但“草雞”也有“草雞”的優勢，特別諳熟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特別能辦事，特別能察言觀色，尤其特別能伏低做小。

血統上並無多大優勢的慶親王，卻有著恭親王那樣的辦事能力，也有著醇親王那樣的隱忍和低調，他對上級從來都是逆來順受，唯唯諾諾之後再想法“遇見紅燈繞著走”。作為一個毫無先天資源的旁系宗室，慶親王只能依靠後天的努力，多籠絡那些能辦事、尤其能辦大事的人，以便形成合力。

野史傳言，光緒駕崩時，有人甚至想擁戴慶親王之子載振，這雖是野叟村言，卻也代表部分官心民意。幾位王爺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都在實踐中學會了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尤其在領導面前多反省、多自我批評。這其中，做得最好的就是慶親王，他的身段最低。當然，因為出身的問題，他也缺乏“強項”的資本。其次是醇親王，這位皇帝的本生父，最拿手的就是以柔克剛，綿裡藏針，悶聲不響發大財。然後是恭親王，在慈禧太后的不斷敲打下，恭親王從以批評太后為主，逐漸轉變為批評和自我批評相結合，之後就是以自我批評為主。做得最差強人意的是惇親王，他時不時地要和太后抗上一抗、鬧上一鬧，這與其說他有所圖，不如說是他的心態平衡問題，當然，他也不敢真玩，以裝傻賣萌為主，留條退路，便於大家一笑了之。

本事之外，當然還得乖巧。恭親王未必就對官場潛規則陌生，但他的高貴身份、卓越才華以及巨大的影響力，令他可以不屑於這種面子遊戲，當然最後又不得不伏低做小。慶親王則不僅對官場遊戲爛熟於心，而且沒有高貴身份帶來的精神負擔，敢於放下身段，婉轉歌喉，親身實踐厚黑學。

憑慶親王那點遠支血統，能爬到這種“不勝寒”的地位，已經是奇蹟。在大清特色的官場裡，此時唯一要做的就是如何展示自己胸無大志。一個道德形象與工作能力都完美得無可挑剔的下屬，對大多數的領導人來說，並非是件可以高枕無憂的好事。高調地展示自己對醇酒美人的“低階趣味”，是歷史上韜光養晦的不二法則，也是“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既減少政治風險，又暢快地享受人生，何樂而不為呢？或許，這才是慶親王高調貪腐的主要原因之一。這也是慶親王區別於和珅的關鍵之處：他從來不對皇權產生任何威脅。

大清亡國五年後，慶親王去世，宣統皇帝賜諡曰“密”，意思是追補前過，隱責其應對大清國的滅亡負責。這是他一生受到的最大處分。

一隻“大老虎”，在其呼嘯山崗的時候，沒打；在其日漸式微，成了“老老虎”時，依然沒打；直到他成為一隻“死老虎”的時候，才開始打，卻打得如此溫柔，看上去倒更像是在撫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