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不喜歡鐘偉,說他驕傲自大,目中無人,冷酷無情,好大喜功。但也有許多人談起他眼睛就發亮,稱讚他堅定勇敢,多謀善斷,敢說敢做,治軍、打仗都有一套,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軍人。也許雙方都有道理,即使在鍾偉去世以後,筆者聽到的仍然是截然不同的評價。
天下事沒有他不敢幹的
鍾偉和一位老幹部率部在一次戰鬥中中了敵人的埋伏,敵人從三面圍上來,情況十萬火急。這位老幹部是1926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比鍾偉資格老,當時是兵團副司令兼45軍軍長,而鍾偉是49軍軍長。老幹部要帶部隊撤,鍾偉不同意。他說:“千萬不能撤,一撤大家都完蛋。”老幹部說:“我是副司令,你得聽我的。”鍾偉拔出槍頂住他的腦門:“孃的,再說撤我就斃了你。”
另一次,我軍一個營被國民黨軍包圍了。另一個營奉命去解圍,沒有成功,退下來了。彭德懷聞訊大怒,對鍾偉說:“把這個營長斃了。”鍾偉連聲答道:“好,好……”說著,把這個營長推出門外,拔出槍“啪”的一聲,子彈從營長耳旁“嗖”地飛過,營長嚇得尿溼了一褲子。鍾偉說:“你快走吧,彭總要槍斃你。到老鄉家躲幾天,千萬不要露面。”結果鍾偉自己帶部隊把那個營長救出來了。
能打還能“搶”。1947年秋天,東北民主聯軍總部的兩輛彈藥車路過鄭家屯5師駐地。鍾偉招招手,上去一個連就把彈藥卸了。押車的幹部說:“這叫我回去怎麼交代呀?”鍾偉寫張條子:“就說我鍾偉收下了。都是打國民黨,什麼你的我的?”每次戰前,他讓戰士兜裡揣上條子,攻進城裡就貼,結果到處都是“5師繳獲”的條子。有些武器和倉庫本是別的部隊繳獲的,也被貼上5師的條子。有時官司打到“東總”,兵荒馬亂的,也沒留人看守,怎個說得清?鍾偉卻振振有詞:“有條子為證。”
打完仗,他把部隊交給政委、副師長,就回哈爾濱瀟灑去了。這天下事沒有鍾偉不敢幹的。
他幾乎和哪個搭檔都合不來。對的錯的,什麼都得他說了算,不然就罵娘。1939年6月,鍾偉被分配到李先念麾下的鄂豫獨立遊擊支隊第二團任政治委員。由於與上頭意見分歧,一氣之下,他帶著愛人、孩子和一個警衛班跑了。鍾偉一行從湖北京山走到蘇北阜寧,風餐露宿,晝伏夜行,愛人剛生過孩子,走不動,就用擔架抬。其間還打了幾仗。在蘇北,黃克誠收留了他,他先當支隊司令,後當副旅長、旅長。李先念那兒正在批判“逃兵”鍾偉時,卻突然在報紙上看到旅長鍾偉的名字,全支隊譁然:“逃兵怎麼當了旅長?”
他好的時候,真了不起,誰也比不上他;他壞的時候,誰都不如他“狠毒”。在蘇北,一次打日軍,兩個炮樓打下一個,另一個怎麼也打不下來。連長是新調來的,有點猶豫。鍾偉對警衛說:“你去告訴他,一個小時打不下,提頭來見。”警衛跑去說:“快打吧,支隊長要槍斃你了。”那個連長一咬牙,打下來了。由於這次攻堅我軍傷亡很大,鍾偉一氣之下命令把俘虜統統斃了。
打文家臺,我軍抓了大批俘虜,但就是找不到國民黨新5軍軍長陳林達。因為敵人在被俘前許多當官的都化裝為士兵,鍾偉說:“這好辦,把俘虜集合起來跑步,快快跑,把掉隊的統統給我抓起來審問,當官的肯定跑不了路。”這一招還真靈。剛開始跑,就有一個大胖子掉隊,上氣不接下氣。一審查,原來是陳林達的副官。於是,他們很快就找到胳膊上套著12條金項鍊的陳林達。
連你爺都不認識了
1967年夏,安徽合肥,“文化大革命”帶來史無前例的武裝 ?大對抗。這個城市的兩派群眾組織——好派與屁派,由唇槍舌劍變成了真槍真劍。其時好派捷足先登,佔據市中心的最高建築百貨大樓;屁派組織了多次進攻,傷亡慘重,一無所獲。
聽到槍聲心裡就發癢的鐘偉(時任安徽省農墾廳副廳長) ?再也坐不住了。
這一天,正當屁派頭頭們為攻打百貨大樓一籌莫展時,一位身穿藍色舊中山裝的老人出現在他們面前。老人一進門就出言不遜:“你們這些娃娃,連棟破樓都拿不下來,還造個屁反。”
眾頭頭連忙請教良策。老人如此這般,一番耳語,果然,第二天,隨著一陣槍響,屁派輕而易舉地拿下百貨大樓。
從此,厄運便像影子一樣跟隨著鍾偉,中央文革向全國通緝這個插手紅衛兵武鬥的“罪犯”。
想不到,在和平時期,鍾偉和造反派打起了“游擊戰”。
他曾經化裝成農民,和來抓他批鬥的紅衛兵擦肩而過。紅衛兵問:“鍾偉住哪裡?”他回答:“就在那個樓上。”
一個月後,好派紅衛兵抓獲鍾偉,大會批鬥後把鍾偉裝進一個麻袋扔到河裡。可是不久,紅衛兵竟然接到他的電話:“我鍾偉還活著,你們來抓吧。”
當合肥紅衛兵緊急動員起來追捕“彭黃死黨”鍾偉時,鍾偉卻早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一個勞改農場,與戰犯範漢傑對酒敘舊,研討遼瀋戰役。
在北京,鍾偉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先後住過紅星農場、和平里的抗震棚、萬壽路的亭子間、西單豬尾巴衚衕的倉庫……
然而,鍾偉終究沒有逃脫“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
1968年1月18日深夜,一輛軍用卡車馳往北京德勝門內大街一座四合院。一群全副武裝的軍人端著槍跳下車,迅速包圍了這個院子。
派出所和居委會的人敲響大門,鍾偉的堂兄鍾秀林(他們夫婦住在緊靠大門的南屋)起床問:“什麼事?”回答:“查一下戶口。”在那年月,這種事司空見慣。鍾秀林剛開啟門,便被一支黑洞洞的手槍頂住胸口:“不許動,不許叫。”荷槍實彈計程車兵推著他到東廂房搜尋。
當時鍾偉由於長時間睡不好覺,吃了不少安眠藥,睡得稀裡糊塗,鍾秀林敲了很長時間門也無人應。
門被踢開了,兩個士兵迅速衝進去,在床上按住鍾偉。一個胖軍人(鍾偉當北京軍區參謀長時,他是警衛營的少尉排長)裝作不認識他的樣子,衝他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鍾偉這時才完全清醒,把他手上的手錶慢慢取下交給長子鍾戈揮,端起茶水呷了一口,從鐵鑄般的喉嚨裡蹦出濃重的湖南口音:“孃的,你爺都不認識了。”
胖軍人尷尬地掏出一張逮捕證,又熟練地摸出一副手銬:“你被逮捕了。”
仗打夠了
粉碎“四人幫”後,鍾偉事件得到徹底的平反。
1979年,中央軍委給北京軍區下發平反檔案。1980年,經中央批准,鍾偉離職休養。
據說平反後,他去找老首長黃克誠,要求工作。黃克誠說:“你就安分守己待著吧,若再打仗會去找你的。” 據說從此以後,他便一病不起,直至去世,終年73歲。
這是臨終前鍾戈揮與他的一段對話——
“爸爸,一個團對一個團,怎麼才能打得贏?”
“你先用一個營堵住敵人兩個營,然後用自己的兩個營打敵人的一個營。吃掉這個營後,想辦法把另兩個營分割開來,再用兩個營打敵人一個營。然後再打。”
“再一個辦法,就是自己先跑,敵人就要追。敵人不會跑得一樣快,必然有快有慢。這時候你突然停下來,打他個措手不及。打了以後再跑,再回頭打。如此反覆,就可以把敵人消滅。”
“地形地物利用得好,一個營可以抵兩個營的戰鬥力……”
這樣的回答兒子已不知聽過多少遍,但他還是要問,還是要聽。因為他明白,只有這樣的話題才能在父親行將就木的軀體中注入活力,它比打強心針還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