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另一間房取回6瓶嗎啡。我把注射器灌滿，準備把它接上——但琳推開我的手，直接拿走注射器。我就坐在她床邊。隨著嗎啡進入血液，她逐漸失去知覺，但她能聽見我的希望。我哭著說：我愛你，你爸爸也愛你……
判決的時刻到了。1小時45分鐘的閉門會議後，陪審團將宣佈他們是否認為我故意謀殺了我女兒琳。我撫摸著脖子上的盒式掛鏈，一連9天的審判我一直戴著它，那裡面有琳的照片和她的幾縷青絲。我知道琳一定不希望我經歷這樣的煎熬。在她離開人世前，她曾告訴我，她很擔心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
“陪審團，針對對凱·吉爾德戴爾的指控，你們達成一致裁決了嗎？”法庭傳達員問。
“是的。”首席陪審員說。
“就凱·吉爾德戴爾企圖謀殺自己女兒琳·吉爾德戴爾這項控告，你們是如何裁決的？”
我屏住了呼吸。
17年前一個普通秋日的下午，我接到琳的老師打來的電話，她問我是否能來接琳，她好像生病了。當我趕到學校時，14歲的琳面色慘白。“媽媽，很抱歉讓你從公司趕來，但我感覺噁心，頭暈得厲害。”
琳從此再也沒能回到學校。短短几周，我們可愛的女兒就不再是我和丈夫理查德認識的那個活潑、陽光的小話匣子了。
除了嚴重和持續的喉嚨痛、頭痛、四肢痛、腺體腫脹和感染以外，琳幾乎每天都會昏迷，有時，一次發作會持續幾個小時。幾周後，琳最終被診斷出慢性疲勞症（也叫做肌痛性腦脊髓炎，即Myalgic Encephalomyelitis，簡稱ME）。ME是不治之症，醫生們也不確定病因。儘管有關的科學證據越來越多，但還有人懷疑這種病到底存不存在。然而，ME卻影響著25萬英國人，其中有25%的人病情嚴重。
接下來的17年，琳不得不沒完沒了地去醫院接受檢查。她逐漸變得不能吞嚥，只能透過鼻飼；她整天只能平躺，因為她坐起來會失去知覺；她的主要臟器和內分泌系統已失靈，儘管每天注射嗎啡，她還是經常感到劇痛。但我堅強可貴的女兒始終沒有放棄信念，她相信終有一天，她可以像一個正常的年輕姑娘那樣生活。
2007年9月30日是琳30歲的生日。但她，卻想放棄了。她示意想和我談談：“我不想再這樣下去了。”她用力寫著，“媽媽，我完了。你治不了我。我們得做點什麼。”之前的幾周，我時常發現她在哭——這不像她。琳極少沉浸在自憐中。但30歲這關對她很重要，她曾告訴我說，如果她到那個里程碑時還不好的話，她不想再繼續下去。
但即使這樣，琳又堅持了一年。2008年12月的一個夜晚，我從睡夢中驚醒。時間是凌晨1點45分，琳按了對講機上的按鈕。我跑去她的房間。“出什麼事了？”睏意讓我有點不耐煩。她的眼睛裡噙滿了淚水，她抬起一支大注射器。我去睡覺前，剛給她在注射器裡裝了24小時用的嗎啡。注射器連著一個泵，這個泵會慢慢將止疼劑推進她的大腿。但現在注射器空了！
我馬上意識到發生了什麼：她把整管藥劑推入了血管！她哭著對我示意：“我堅持不住了，媽媽。”我緊緊握住她的手，眼淚奪眶而出：“為什麼是現在？”“什麼時候又是合適的呢？媽媽，我真的很抱歉。這管嗎啡我全都打完了，但還不夠。媽媽，請再給我加一管吧。”她懇求著。雖然我曾想象過終有一天琳將離我遠去，但我從未想過會以這種方式。我想起過去這17年裡，琳所忍受的種種煎熬：醫生用巨大的針管扎她的脊柱，她的靜脈萎陷，在醫院裡被傳染上超級病菌。現在，她的腎和心臟都有問題，她有骨質疏鬆症、肝功能衰竭、腎上腺失靈、甲狀腺不活躍……
“我理解你的感受。”我說，“但我不想讓你走。你不能再等等，等待上帝的召喚？”我倆談了很久，她一直懇請我結束她的生命。“你是唯一能幫我的人。媽媽，我求你了。”我終於接受這個事實，不能讓女兒再這樣下去。
我去另一間房取回6瓶嗎啡。我把注射器灌滿，準備把它接上——但琳推開我的手，直接拿走注射器。我就坐在她床邊。隨著嗎啡進入血液，她逐漸失去知覺，但她能聽見我的希望。我哭著說：“我愛你，你爸爸也愛你，所有人都愛你。我們能理解，我們不怪你，我們知道你承受了多少痛苦，你是如此勇敢、如此堅強。我親愛的寶貝，你現在可以好好休息了。”
我就那樣在琳身邊坐著，撫摸她的頭髮。我沒有挪動身體，不吃不喝。夜幕再次降臨。2008年12月4日早上7點10分——等我醒來，已過去了29小時25分鐘——我女兒停止了呼吸。
我不知道我和琳躺了多久。又一天過去了，我明白自己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抑制住悲痛坐起來，設法集中精力，給琳的爸爸，我的前夫理查德發了一條簡訊：“請現在就來。”
理查德很快趕來。當他看見琳躺在那裡臉色慘白、一動不動時，他幾乎崩潰。他雙膝跪地，用力抱緊她。“琳，我很抱歉。”他抽泣道。作為她的父母，我們面對ME時無能為力。我們爭取了那麼多年，但還是沒能挽回我們的女兒。
理查德終於平靜下來，打電話給醫生。醫生走後不久，門鈴又響了，兩名警察站在門口……
我知道輔助自殺是犯法的，但我準備好向警察承認過去48小時發生的一切。
我不知道琳死後的最初幾周我是怎麼過來的。理查德和家人給了我莫大的支援，但我太想念琳了。我想念她的溫暖、善良、幽默、淡淡的微笑和她的一切。
2009年4月16日，我被指控蓄意謀殺。“現在，無論發生什麼都不重要。”我想，“最糟糕的已經發生，琳都走了。”檢察官向我解釋了參與協助自殺不被起訴的種種條件。如果受害人“患有晚期的病症，或不治的殘疾或衰退的狀況，自殺的意願是明確的、不可能改變的、充分了解情況的，而且已告知嫌疑人，並要求幫助；嫌疑人的動機完全出於同情，而且應該是受害人的近親或朋友”，那麼，起訴將不太可能。但控方會撤銷對我的指控嗎？
意想不到的證據竟來自我的女兒，她從墳墓裡告訴世界她的感受——證詞來自琳的一封信，是寫給她在網路論壇裡結識的朋友的。這些人也患有ME，在琳生命的最後幾年，是這些同病相憐的朋友給她帶去了巨大的慰藉。
她在信中寫道：“朋友們，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們說。經過數月，甚至是多年的認真考慮，我基本上已作出了決定。是的，我受夠了，我想離開這個世界。”
法庭上鴉雀無聲，人們都在專注地聆聽我女兒的心聲：
“想象一下你的生命只在一間小小的房間裡，只在一張單人床上，自從你14歲起，就待在那裡，整整17年；想象一下一個31歲的姑娘，至今未曾熱吻過；想象一下一個有著百歲老嫗般瘦弱骨架的人，稍有行動，便有嚴重骨折的危險；想象一下不能將腦中活躍的思維表達出來，因為你無法說話，除了緩慢地打電子郵件；想象一下永遠無法實現你想要的，可那是賦予所有年輕女性的權利，如孕育你自己的孩子；想象一下死亡，你身體的每一個部分都知道，那是你想要的——但卻因病得太重，以至於無法自行了斷，所以，你的‘生命’被囚禁在那悲慘的軀殼裡苟延殘喘……以上這些我都不用想象。那就是我的現實。我的身體和思想早已支離破碎，我渴望一份寧靜。”琳是她自己最好的代言人。她的意願表達得再清楚不過了，她能如此勇敢地為自己說話，我為她感到驕傲。
“首席陪審員，你們達成一致的裁決了嗎？”“是的。”我屏住了呼吸。不管判決如何，當初我還會那麼做。“就故意謀殺這項指控，你們是如何裁決的？”“無罪。”我的家人和朋友們發出一陣歡呼，我則淚流滿面。琳的畫面浮現在我眼前：她是那個笑著在沙灘上跑的小女孩；她是那個躺在陰沉房間裡重病不起、精疲力竭的姑娘……我看見她在衝我微笑，現在，她終於可以安息了。我知道那天床邊的道別絕不是我們最後的訣別，總有一天我們會在天堂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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