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05年12月2日,父親第二次從鞍山來上海,還是穿著綠色的舊軍裝,提著只黑皮箱。人群裡很容易看見他,個子很高,脊背挺得筆直。老式的黑色皮鞋,釘著鐵掌,走起路來會發出響亮的咔咔聲。小時候,一直覺得那是件很牛的事,自己的第一雙皮鞋,就拿鞋攤釘了對掌兒。然而現在卻覺得很丟臉,尤其在地面光滑的公共場所,會響得我臉紅。
父親當過10年兵,轉業後也常以軍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他時不時地就會來一句“我是個軍人”。母親在他退伍後的第一年,和他離婚了。那時我13歲,什麼事都懂得。有八卦電視劇做指點,父親不在時,常常來家裡的某孫姓叔叔,我閉著眼睛都能猜出他和母親之間的關係。只是我一直以為母親會帶著我走,可是沒有,她把我留給了父親。所以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對父母都心存恨意。尤其對父親來說,我至今都認為,如果他肯早點轉業回來,這個家不會分崩離析。
父親那次來,是看孫子的。我在電話裡告訴他小婷生了的時候,他停了一會兒,丟來一句:“我過去看看。”
我到火車站接他,開了輛新車。他有點驚訝,摸了摸說:“你買的?”
我點了點頭。
他給了我一拳,說:“混得不錯啊。”
我揉著被打得生疼的胳膊說:你不打我就難受是吧。可我的心裡卻是高興。父親的拳頭有多層含義,生氣的時候,表達憤怒,此時表達欣賞。
父親給孫子買了塊玉墜子做禮物,水頭不錯,就是小,拴在一根紅線上。岳母接過來,系在孩子的手腕上,說:“親家真是好眼光,大小給嬰兒戴正好。”
有點話裡有話的意思。父親笑了笑,沒介面。
那天看過孩子之後,他沒睡在家裡,而是租了間小旅館。我知道拗不過他,也就隨他喜歡吧。反倒是小婷覺得過意不去。她說:“爸,家裡有地方。幹嘛睡外面啊?”
父親說:“我打呼嚕響,吵你們就算了,吵到孩子不好。”
我給了小婷一個眼色,讓她別勸了。父親是不會住的,因為這裡是他的心病。
2
小婷是上海人,岳父是普普通通的公務員。我認識小婷那年,他剛剛退休。岳母以前是下崗工人,後來成了居委會的一員。很普通的家庭,但以上海作背景,就會有種自然而然的優越感。比如他們的退休金,比我父親的工資還要高。再比如他們手裡的兩套計劃經濟時代留下的老房子,從容不迫地就漲成了近百萬的身家。
2004年,我向談了4年的小婷求婚,小婷沒猶豫地答應了。但是她的母親,開出了張讓我心驚肉跳的禮單。其實現在看起來,一點不過分。買房,辦酒席,禮金2.8萬。女方買車,裝修,置傢俱。然而那一年,上海的房價已經開始離譜了,對於工作不滿兩年的我來說,即便按揭,也捉襟見肘。
萬般無奈下,我給父親打了電話。父親說的還是那句:“我過去看看。”
他來的那天,從火車站直接去了小婷的家。路上,我問他,想好怎麼辦了?他說:“還能咋辦?和人家父母談談唄。”
說實話,我沒想過兩家父母會以談判的形式完成了第一次見面。女方主力,就是我的未來岳母,而父親一上來拿出了撒手鐧。他從貼身的衣袋裡,掏出一張存摺擺在桌上,說:“少軍那兒有多少,我不太清楚。我退伍的安置費和這幾年攢的都在這兒了,一共4.6萬。多了,真沒有。但是,我想說,我是個軍人。我這輩子教給我兒子,就是個正字。小婷肯嫁,我保證她不受委屈。我兒子要做了對不起她的事,我就先削(打)他。”
小婷的母親聽完了,接不下話。但她一直不說話的父親卻說:“那就這麼定了吧。”
我和小婷遠遠地換了眼神,情不自禁地笑了。
那天兩家做了個互換的決定。小婷的父母拿出一套房子給我們,買車的事以後再說,父親的存款用來裝修買家電,剩下的,我和小婷自己籌。
從小婷家出來,我終於如釋重負地吁了口氣,說:爸,謝謝你啊,解決了我心頭大患。
父親卻一直黑著臉,沉默不語。第二天,他就買了車票回鞍山。我要送他,他執意不肯,說不想耽誤我上班,我只好送他到樓下的公車站。臨上車前,他忽然對我說:“爸這個人性格不好,在社會上掙不到什麼錢。你娶個媳婦兒,還得住到人家家,委屈你了。”
說完,他重重捶了我肩膀一拳,轉身上車了。
我站在車下,揮了揮手,訥訥地說不出告別的話。
其實,我明白他難過什麼。也許是我在這座現實的城市住久了,習慣了在“錢”字面前,坦然地委曲求全。可父親不行。儘管小婷的父母面子上還算禮貌客氣,但他們自上而下的目光,還是刺傷了他。那種被物質支撐著的優越感,是無論怎樣挺直脊背都無法阻擋的。
4個月後,是我和小婷的婚禮,父親推脫身體不好沒來,但我知道不是,他是不想親眼看我以“倒插門”的身份“嫁”了。
3
父親幾乎很少來上海,我也不喜歡回去看他。說不出為什麼,彷彿黑幫洗底似的,不想和過去發生任何聯絡,不說東北話,硬拗出一口“上普”,拒看趙本山以及後來的小瀋陽。後來我開了家小公司,生意做得最風光的時候,我曾準備訂機票接父親來上海玩,可他一口回絕了。他在電話裡說:“少軍,有錢也別亂花,攢起來。你還有孩子呢,將來那就是無底洞。”
我無語,覺得他的這個話很煞風景。後來也就更少聯絡了。小婷說:“我感覺你和你爸不是很親呢。”我毫不掩飾地說:是。我活的前12年裡,有他沒他一樣。16歲上高中開始住校。我和他在一起的時候,加在一起也就四五年。
其實,如果再細分下來,我和他共處的四五年裡,有一半時間無話可說,一半的一半他在教育我,一半的一半的一半,他在揍我。記憶裡,足夠溫馨的片段,少之又少。感情的濃度是需要時間的,我和他沒有可以深厚的基礎。
父親再來上海,是2008年末。我的小公司沒能撐過那場至今仍沒緩過來的危機,債主上門的日子,我天天躲在家裡不見人。小婷抱著孩子,回了孃家。那段悶在家裡的日子,我除了喝酒就是上網,只要清醒,就會倍感前途灰敗無光。
父親從小婷嘴裡知道了我近況,從家裡趕來了。他一進門,劈頭就問:“出了這麼大事,怎麼不告訴我呢?”
我說:告訴你有用嗎?除了罵兩句,你能解決什麼問題。
他說:“我這有15萬,你可以拿去用。”
我哈的一聲笑了出來,說:你知道我欠了多少錢。15萬夠幹什麼?
父親說:“夠幹什麼不重要,重要是你不能這樣活著。別忘了你是軍人的兒子,你給我活得有志氣點……”
我打斷他說:你別再用這句自欺欺人了。你在部隊裡混了10年被勸退,在家裡,你連我媽也留不住。我呢,結個婚還要住丈母孃的房子。你是軍人怎麼了?也不能改變你是失敗的人!
最後,父親用拳頭結束了這場對話。那一年,他六十有二。可是10年的兵不是白當的,他依然強悍地把我按在地上暴打了一頓。那天他走的時候,把存摺摔在我臉上說:“真對不起啊,你有個失敗的爹。可你也有兒子呢,麻煩你別活得像你爹那麼失敗。”
那是父親最後一次來上海,也是他最後一次揍我。我躺在地上,渾身沒有不疼的地方。可我心裡,卻舒坦了。
4
我申請了破產,用父親的錢,還了一些非還不可的債。2009年,也許是我人生中最艱難的一年,但我還是挺過來,找了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只是我與父親的聯絡變得更少了,或許是因為我們揭了彼此的傷疤。偶爾,他打電話來,也是想聽聽孫子的聲音,和我幾乎無話。
2010年年末,我接到了一位遠房姑姑的電話。她的小女兒要來上海考上戲,來詢問情況。末了,她說:“少軍啊,有空回去看看你爸。”
我問她父親怎麼了。她說:“你就回去看看他。他想你想得厲害,又嘴硬的不會說。”
於是春節長假,我一個人回了鞍山。這麼久不回去,印象中的小城,變得太多了,許多小區都翻建了新的房子,不過我家的那幢老樓還在。我敲開門,才知道已經易主了,房子幾年前就賣了。我頓時知道了當初那15萬是哪兒來的。老鄰居告訴我說,父親在我小學門口,開了家小賣部。我找過去的時候,已經傍晚了。是間極簡陋的門面房,陳舊的櫃檯裡堆著文具玩具,後面拉著布簾,擺著一張行軍床。房間裡生了爐子,他在一旁,翻炒著一鍋的土豆白菜。昏黃的光線下,額頭眼角的皺紋,顯得格外的深。我從沒想過,他竟老得這樣倉促,躬身的樣子已經像個老人了。我出聲叫他,他訥訥地望著我,半晌不說話。
我說:爸,是我,回來看你來了。
他這才走過來,捶著我肩膀,老淚縱橫。他真的老了,從來不掉淚的他,卻在我面前哭了。而我站在他身邊,一直在悄悄打量著這家小店。我真想不出,在這個四面透風的小屋裡,他是怎樣熬過北方寒冷的冬天。
那天晚上,父親翻出瓶戰友送他的好酒喝得酩酊大醉。我和他擠在那張行軍床上,惴惴地睡不著。他滿是硬繭的手,始終拉著我不放,好像一鬆開,就會消失不見。
三個月後,父親突然過世了。然而這個“突然”只是對我而言。其實他早在2007年就查出了肝癌。但他選擇了一套最經濟、最超前的治療方案——氣功療法。醫生說,他基本算是個奇蹟。
5
九月的時候,我和小婷在家裡看了部獲獎的片子,叫《鋼的琴》。5歲的兒子,也跟著懵懵懂懂地看完了。影片講述了上世紀80年代的東北老城,下崗工人陳桂林給女兒造鋼琴的故事。那些熟悉而敗舊的畫面讓我感動。跑字幕的時候,兒子問我這片子什麼意思?我說講的是父愛。
兒子問:“那個女兒跟著她有錢的媽媽不是更好嗎?她爸讓她彈那個破琴,是愛她嗎?”
我無言以對。
其實,到底要怎樣定義父愛呢?我想,就是那種明知作用不大,卻仍拼盡全力的執著和勇氣吧。只是,在這個“拼爹”的年代,我不知道自己這個被物質教化大的兒子,能否明白。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未來,究竟要怎樣去愛他。
從鞍山市區到千山旅遊區的路上,有個叫雙龍山的墓園。我把父親葬在了那裡,很簡單的黑色墓碑,鑲著他英氣勃發的照片,背面我請工匠刻了兩行碑文——
他是永遠不退伍的軍人。
他是成功而偉大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