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至少能解決溫飽，可它就像一塊雞肋，消耗了他們的所有青春，讓他們變得越來越膽小，沒有希望，也不敢絕望。
原地踏步的群體
東莞南城步行街坐落於新城區中心。冬日，這裡行人稀少，各路品牌服飾安靜地陳列在敞亮的商店。巨幅廣告裡，女人裸露出曲線，男人西裝革履，賣弄著慾望與格調。步行街的對面，碩大煙囪兀然聳立，滾滾濃煙扶搖直上。錯亂的時空感。
偶爾，36歲的呂蓮娟會來這裡走走，看著模特身上的時髦服裝，有時也幻想自己穿上的模樣。但也僅是幻想而已。身上的外套，是花32塊錢在地攤上淘來的，已伴隨她度過3個寒冬。
她來東莞10年了。2010年以前，她在東莞南城一家電子廠的無塵室裡，日復一日地擦拭電子零件，悄然消耗著青春歲月。
呂蓮娟是數以億計的中國農民工群體中的一員。過去二十餘年，他們潮水般從各地農村湧向城市，湧向珠三角與長三角地區。他們聚集在城鎮，提供著最低價的服務；他們建造起城市的一磚一瓦；他們進入工廠，推動工業化工程，實現著中國的崛起夢。
這些農民工吃苦耐勞，夜以繼日出賣著最廉價的勞動，生產各式產品：從玩具、服裝、運動鞋到機械裝置、電子產品甚至波音飛機、空中客車的零部件。“中國製造”走出國門，充斥全球市場每一個角落。
過去10年，“中國模式”開始被討論、被總結、被歡呼、被沾沾自喜。2008年，中國舉辦豪華的奧運會，向世人展現其高大的身軀。2009年，《福布斯》文章稱，廉價產品為中國積累了2萬億美元，中國開始了大規模全球收購行為，令世界驚呼：“中國太有錢了！”
過去10年，這個群體始終伴隨著聳人聽聞的故事：切指斷臂、 跳樓討薪……不斷重新整理人們對生活的想象，被關注、被同情；被窺視，被消費。
“東莞在劇變，但我們沒有變，”對於呂蓮娟來說，10年來，工資的增長如逆水行舟，物價的飛漲卻像脫韁野馬，而她搖身變成兩個孩子的母親，生活負擔日益加重。10年前，她和丈夫從廣西桂林的鄉村出發，來到這個世界工廠，埋進轟隆隆的機器聲中，推動這個國家邁向現代化。10年間，世界一日千里，呂蓮娟及所屬的群體，極少數人幸運而艱難地躍進另一個階層；另一些人，卻透支了體力和腦力，帶著一身傷殘，被拋回了農村。而她則如同沉默的大多數，在原點徘徊，接受命運，節衣縮食經營每一個日夜。
被收容的流民
2000年，孩子才滿兩歲，呂蓮娟隨丈夫來東莞打工。當時南城步行街還只是一條臭水溝，要3年以後才建設起來。她在臭水溝旁邊的下潡村住了下來，下潡村的樓房當時還毫無蹤跡，她望著一片矮小丑陋的瓦房，心想，家裡的村莊真是比這裡美多了，只是那裡太窮了。
在廣西灌陽縣江口村，呂蓮娟一家3口人種著6分田，“根本沒法養活自己”，她說。大多數內陸農村遭遇著江口村同樣的貧窮。中國地少人多，人均耕地不到一畝田，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以後，勞動生產率提高，勞動力大量過剩。1997年之後幾年，農產品市場疲軟，銷售困難，農業生產收入連年下降，還得上交各種沉重的稅費。青壯年農民無所事事，過著貧困的日子。
在堂妹的介紹下，呂蓮娟進入東莞新科電子廠，400塊錢包吃包住。丈夫則在傢俱廠的流水線上，做油漆工人。兩人拿著不到1000元的月工資，花去120塊錢，在村裡租下了一間小房子。下潡村遍地是打工者，夏天夜晚，賣西瓜的小攤販把西瓜切成小片，一晚能賣兩千片。出租屋擠不下太多人，少年都睡到門口、街上。夫婦倆的小房間只能放下一張小床，勞累了一天之後，他們偶爾躺在床上，暢想著未來。那時，他們還有夢想。
生活的艱辛在於，滿是未知和驚險。那時，每個農民工都要辦理暫住證、就業許可證、外出打工許可證，每年辦理各種卡證要花上三五百元。若是被查出沒有證件，就要被抓到收容所改造勞動。不僅要補辦證件，還要罰款兩百元以上。每一天，治安隊都要到村裡來查證，治安員隨意闖進他們的屋裡，搜查、抓人。
呂蓮娟夫婦老老實實辦證交費，提心吊膽，總算平安度過那幾年。可她的老鄉則沒那麼幸運——保君三度被抓進收容所，譚大哥掏出暫住證，治安員接過後就將之撕成兩半。孫大叔因為操著和打架者同樣的口音，也莫名其妙被抓進收容所，不僅罰款兩百，還要被懲罰掃地、洗被子。
2003年3月17日晚，一名大學生走在廣州街頭，他因沒有暫住證，被廣州市黃村警方抓走。在收容所，他被腳踢拳打、肘擊棍捅，3天后，死於救治站。
大學生的墓誌銘寫著：以生命為代價推動中國法治程序，值得紀念的人——孫志剛。
艱難漲薪
2004年春節剛過不久，廣東、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區開始出現“民工荒”。由於農副產品價格上漲，一些農民工選擇在家務農，不願回到工廠，不願繼續忍受惡劣的工作條件。
2004年，因為缺工，呂蓮娟成了新科電子廠的正式員工。她有了工資卡。9月，她的底薪為440塊，加班114小時，再扣除16塊錢綠化費，最終能拿到1179塊錢。兩個月後，她開始有了養老保險。這突然的改善讓她開心了好一陣子。
每一天，她6點鐘起床，在6：50之前趕到無塵室的流水線上，開始清理磁頭，到了下班，通常已是晚上七八點，天已經完全黑了——她難以見到廠外的太陽。每一天都累得腰痠胃痛，可她心甘情願地忍受這一切，賺錢的唯一辦法是，加班、再加班。
好景不長。9月，金融危機暴發了。押寶於出口導向的沿海中小企業紛紛倒閉，2500萬農民工失去工作。他們大多數沒有得到任何補償，默默返鄉，或是往其他地方遷徙。
呂蓮娟所在工廠也遭到金融風暴的襲擊。2009年開始，工廠不再讓她加班。賺不到更多錢，她也“跟著感覺走”，跟著其他工人消極怠工，在正常上班時間，故意放慢速度，或者乾脆站著不幹活。
當不滿情緒向生活蔓延之時，新的生命悄然降臨。2009年6月，肚子裡的小女孩已經4個月大了，呂蓮娟忐忑不安地辭掉了工作。她想起那個挺著大肚子上班的工友，竟然生下一個渾身烏黑的嬰孩，那孩子不久就死去了。4年前的一個早晨，她剛去上班，因為吸入過量消毒水，暈倒了。之後住院四十多天，除了醫療費，呂蓮娟沒有得到任何補償。她經常頭痛，她想那也許是工作落下的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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