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的“逆反”

戰戰兢兢

皇權新舊交替之時，宮闈總是充滿血雨腥風。小皇帝明神宗即位剛7天，白髮蒼蒼的高拱即在權力鬥爭中，黯然離場。

張居正終於浮出水面，取得了內閣絕對權力核心地位，尊皇后為“仁聖皇太后”，尊神宗生母為“慈聖皇太后”。神宗在內任用馮保，而朝中大權都交給張居正。

在小皇帝的成長的重要夥伴，張居正除了主持內閣工作，同時承擔起小皇帝的教育工作，而馮保這個司禮監的負責人成了小皇帝的“大伴”。

10歲的孩子，一切都要仰賴張居正的輔佐。張居正身材高大，長鬚及胸。這個孩子十分聰明，知道眼前這個“長鬍子老頭”的厲害和重要。總是很謙卑地稱他為“先生”或“張先生”，在下御札時，也不多提其名，只寫“諭元輔”。在兩宮太后的大力支援下，在小皇帝的配合下，張居正將明代改革推向了歷史最高水平，影響極其深遠。

張居正對神宗皇帝的教育極其嚴厲，一次神宗讀《論語》，誤將“色勃如也”之“勃”字讀作“背”音，張居正厲聲糾正：“當作勃字！”其聲如雷鳴，這一突然的訓教，讓神宗“悚然而驚”，在場的同僚們無不大驚失色。慈聖皇太后為配合張居正調教，在宮中對神宗嚴加訓導，“常常守著看管”，“帝或不讀書：“慈聖皇太后遇帝嚴。（馮）保倚太后勢，數挾持帝，帝甚畏之。時與小內豎戲，見保入，輒正襟危坐，曰：‘大伴來矣。”

就在親政的前兩年，萬曆八年（1580）的某天，神宗在乾清宮執事太監孫海、客用的誘導下，酗酒鬧事，一時宮內大亂。第二天馮保將此事報告給了慈聖皇太后。太后第一反應極其強烈，怒氣衝衝地揚言：欲召閣部大臣，謁告太廟，將廢神宗，另立他弟弟潞王為帝。神宗頓時嚇得跪在地上哭泣多時，以示懺悔，皇太后才肯寬恕。

結果，按照馮保、張居正的意思，降黜了神宗身邊一大批親信太監，由此神宗對馮保的關係由信賴、畏懼轉為懷疑、怨恨。而馮保仗著皇太后的勢力，對神宗有恃無恐，為將來的下場埋下了伏筆。

也就是這年，18歲的神宗已經成年，張居正作為顧命大臣，輔佐幼帝的任務似乎可以結束了。對此張居正是矛盾的，他害怕別人議論他把持朝政，自己完全知道“高位不可以久竊，大權不可以久居”，便於三月二十二日向神宗提出“祈休”請求，意在歸政。儘管對權力的貪戀就像鴉片中毒，但作為通讀歷史典籍教訓的他不得不作深長計議，以免前功盡棄，中途翻車。他在給湖廣巡撫的信中表達了一種隱憂：“蓋騎虎之勢自難中下，所以霍光、宇文護終於不免。”張居正想到權臣霍光、宇文護強勢操控政局的下場，不免有了恐慌情緒，《漢書·霍光傳》裡“威震主者不蓄，霍氏之禍萌與驂乘”幾個赫然大字讓張居正的心裡一陣顫抖。

雖然神宗皇帝多次對張居正說：“先生大功，朕說不盡，只看顧先生的子孫。”這話如果反過來想，真是“不同凡想”。

張居正在兩年前就給神宗遞交了《乞歸葬疏》，神宗畢竟16歲了，遂示以“倚毗方切，豈可朝夕離朕左右”。張居正再次祈求後，神宗遂說：“先生到家事畢，即望速來。國家事重，先生去了，朕何所倚托？”這句話倒也是事實，所謂的“萬曆新政”無非是“張居正新政”，帝國的所有工具都掌握在張居正一人手裡，情商及自尊心極高的神宗心裡必定有著強烈的不滿和憤恨，只不過他懂得隱忍的妙處。臨行前，張居正上奏說：“大婚之後，應該要有節制，要愛護保養身體，留心於庶務萬機。”說完伏地哭泣，明神宗也為之哽咽得說不出話。與此同時，神宗告誡次輔呂調陽等人說：“有大事不得擅自獨斷，應疾馳驛送江陵聽從張先生處理。”權力的使用至此達到極端默契，只不過越默契，神宗的心裡就越不痛快。

張居正回鄉葬父，湖廣地區各衙門官員全部到場，唯有巡按御史趙應元沒去，張居正懷恨在心，這件小事，完全體現了張居正內心的傲視天下。明代內閣權臣嚴嵩、高拱已經到了無所不統的地步，張居正猶有過之。當時人說，張居正受顧命輔政，“宮府一體，百臂從風，相權之重，本朝罕儷。部臣拱手比於威君嚴父，又有加焉”。所謂宮府一體即把皇帝內宮的事務和朝政的事務集於一身，貨真價實的威權震主！這一點張居正自我都不否認。他曾對阿諛自己的下屬說：“我非相，乃攝也。”所謂攝，即攝政，代替皇帝施政。

神宗就在這樣的環境下戰戰兢兢地等待，直到張居正去世的那天。

親政之後

萬曆十年（1582）對於神宗來說是一個重大年份，這一年，張居正病逝，內閣大學士張四維繼任首輔，這年神宗20歲，遂親自過問朝政，企圖有所作為。司禮監太監總管馮保失去了張居正這樣外延強有力的支持者，神宗開始著手剪除他。神宗在言官彈劾馮保十二大罪的奏疏上批示：“馮保欺君蠹國，罪惡深重，本當顯戮。念系皇考付託，效勞日久，姑從寬著降奉御，發南京新房閒住。”既然馮保可以扳倒，張居正有何不可。言官窺知皇上之意已移，便交章彈劾張居正。萬曆十年（1582）十二月十四日，善於窺伺的陝西道御史楊四知首先出馬，歷數張居正十四條大罪。經過多方謀劃，張居正不僅身敗名裂，連家都給抄了，張家子女因此餓死者有10餘人。同時搜出了張居正諸子和兄弟全部家藏，得到黃金大約一萬兩，白金十萬兩。張居正的大兒子張敬修，經不住刑訊上吊而死。

神宗是個權力慾極強的人，親政以後，勵精圖治，一度形成“事事由朕獨斷”的局面。

《明通鑑》講述了下邊的一件事情，萬曆十三年（1585），明神宗到南郊步行祈禱，他當著群臣的面對內閣輔臣說：“天氣乾旱雖然是由於朕沒有君德引起的，但也是由於天下官吏貪婪，盤剝坑害百姓，以至干犯天和，今後應當慎重地選擇官吏。”他的敬天法祖、拖著沉重的肥胖身體大汗淋漓地祈雨，一度感動了在場的所有人。

與此同時，明神宗提拔了申時行接替張四維出任內閣首輔，把朝政大權牢牢掌控。他的執政風格相當強勢，對臣下的上疏相較溫和的諫言都予以排斥，任性自大的驕縱性格日益明顯。

打掉馮保、張居正後，神宗心裡有種突然的輕鬆和疲憊。

權力的掌心翻過來，整個社會都將受到巨大震動。明神宗的掌心往下一扣，整個朝政如同地震般發生強烈震顫，與此同時，不可忽視的文官集團也將發起對抗。彼此之間的交涉雖然只是幾張不經意的奏摺和批示，但文字鬥爭往往勝過其他，“自殺式諫言”此起彼伏、前赴後繼，錦衣衛忙得不亦樂乎。所謂君臣吵鬧聲聲入耳，權力鬥爭步步驚心。萬曆年間明神宗面對龐大的文官集團的肆意謾罵，直接逆反對抗，導致他脾氣愈加暴躁難抑。萬曆十六年（1588）的年末，有個叫李沂的言官上疏觸怒神宗，神宗說：“李沂不說貪官卻唯獨說朕貪婪，誹謗君父，罪行不可饒恕。”大臣反對無效，在這年的尾巴處理完李沂，神宗開始出現了元旦不上朝的節奏。

於此3個月後，他免除了被提拔和新授職官員的面謝，自此上朝次數減少。

明朝怠政是一大傳統，甚至成為“特色”，從正德皇帝算起，到萬曆皇帝將這項“工作”推向了最高峰，28年不上朝。

權力的掌心翻來覆去，明朝就在這種情況下，逐步走向了噴發的火山口。

總而言之，他對朝政的基本態度就是“不”字，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嘉靖御政的風格。

第一，不郊，就是不親自郊祭天地。第二，不廟，就是不親自祭祀宗廟、太廟。第三，不朝，就是不上朝。第四，不見，就是不接見大臣。第五，不批，就是對大臣的奏章不做批示。第六，不講，就是不參加經筵講席。

許多人認為明神宗長年“不朝”，是萬曆怠政的一個重要表現，也是國事艱難的原因。事實上，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萬曆三大徵”的勝利就是在他不上朝的時期取得的。萬曆中期后皇帝雖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後並沒有宦官干政，也沒有外戚干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日本入侵朝鮮、女真入侵和梃擊案，明神宗都有反應，說明他還是在看奏章，並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然而，看似有著政治手腕的“幕後操控”其實並不能真正影響明代政治發展大局，這種非正常理政手段，無疑加劇了君臣矛盾。這種扯皮式政治運作，大量消耗了國力，明代最終在沉默中走向了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