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貨殖列傳》的時候，司馬遷要說的是更高一層的政治道理，也就是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原理，最根本的一件事情叫作“物之不齊”。“物之不齊”表現在哪裡？例如說，山西、山東，江南、江北都有各自的物產，而這些特產大家都很喜歡，這裡面就產生了一個根本的道理——應該有不同的行業參與其中，才能夠讓這個“物之不齊”的狀況得到平衡。在這裡，司馬遷開創了在那個時代難得的“職業的平等功能論”。“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這四種職業並立：農夫去種田，才能夠得到土地上生長出來的作物，人們得以維持基本的生命；掌管山林川澤的人飼養動物必需品；商人能夠讓各處的“不齊之物”流通。
因此，貨殖或者其背後的一套道理是：“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從個人或者集體的角度，如何讓人們過上豐足的生活，在什麼情況下會衰敗貧困，是有自然的原理和規則的，重點在於如何掌握這種原理和規則。
司馬遷舉了越王勾踐的例子。越王勾踐敗於吳，被困於會稽之上，但是他用了兩個重要的人：范蠡、計然。計然認為，如果一個國家能夠一方面照顧到經濟，一方面照顧到軍事，那麼國君所需的東西也就齊備了。如何在經濟上有所安排呢？很簡單，你看一下基本的規律，基本的“物之理”。一般來說，在農業上“豐收”與“乾旱”參半。在乾旱的時候，反而必須準備船隻；遇到水災的時候，反而要準備車。因為乾旱結束後必有大水，大水結束後必有乾旱。
另一個關鍵的原則在於“物價”，而受物價影響最大的是農作物。計然同樣給出了一個公式。谷價如果低到二十錢一斗，則“穀賤傷農”；如果谷價高到九十錢一斗，那些必須買食物的升斗小民就倒黴了。所以必須控制物價。
春秋末戰國初，各國的貨幣形態開始慢慢成熟。范蠡、計然的一個基本原則和理想是，一國之中應該做到“務完物，無息幣”。在這個經濟體系裡實現貨幣流通，貨幣流通越暢，就越能促成物物之間的交易，使缺乏物資的地方得到物資，生產過剩的地方能把多餘的物資送出去。久而久之，國家必然能夠累積財富，進而變得強大。
越王勾踐採納了范蠡、計然的建議，果然在十年當中積累了龐大的財富。然後他“厚賂戰士”：為越國打仗的人可以得到非常豐厚的待遇。因此本來比較弱小、地理條件糟糕的越國，反而戰勝了吳國。越王勾踐達到了報仇的目的，甚至更進一步“觀兵中國，稱號‘五霸’”。
之後，范蠡去了齊國，他為什麼要去齊國？《貨殖列傳》中有一個背景，那就是在所有貨殖的發展上面，齊國是最早而且效果最顯著的國家。
到了齊威王、齊宣王的時候，經濟基礎牢固，齊國就發展出複雜而優雅的“禮”。因此司馬遷在《貨殖列傳》裡說：“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他對經濟成就給予了非常高的評價——富起來，對君子、貴族，也就是那些地位高的人有好處，能夠讓這些人深化自己的人生也能夠發展自己的能力。
在這個背景下，范蠡要將這些生財之計用在自己身上，所以先到了齊。過了一陣子，他又離開齊到了陶，在那裡換了一個名字，叫作朱公。
陶在“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這裡是水陸碼頭，一個交通樞紐，各地的貨物都會來到這裡。所以范蠡就在這裡“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范蠡用這種方式成為典範。因此後來中國講到有錢人，一般都稱其為“陶朱公”。在司馬遷的眼中，貨殖有一種特性，不管是經營、國家，道理是共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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