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憶中的辛亥革命

我是浙江人。談到辛亥革命在浙江的情況，還得從我在日本的時期說起。

清光緒末年，我留學日本，就跟在日本的革命黨人有所接觸，特別是和光復會往來較多。光復會著名人物如章炳麟、蔡元培、陶成章、徐錫麟等，都是浙江人，其中也有參加同盟會的。我雖然沒有參加光復會和同盟會，但由於我傾向革命，跟光復會領導人章炳麟過從甚密，所以他們的活動我是知道一些的。

我回國到了浙江的時候，由於革命遭受挫折，表面空氣沉悶，但實際上光復會中的重要人物都在秘密分頭活動。他們跟浙東的台州、處州、金華各屬的秘密會黨有聯絡，在新軍裡面進行革命工作（當時浙江編練新軍兩標），新軍中有不少官兵參加革命。那時候，我擔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監督，教員中頗多富有革命思想的人，其中就有周樹人即魯迅先生。

宣統元年（1909）陰曆二月間，朝廷下詔書表示決心要實行憲政。十月間，各省成立諮議局。浙江諮議局議長是陳黻宸，陳時夏和我當了副議長，朝廷的所謂籌備立憲，給了立憲派一種幻想。於是江蘇審議局議長張謇，發起聯合各省的諮議局，在上海成立了國會請願同志會，派代表向朝廷請願召開國會。

宣統二年（1910）正月間，各省請願代表到了北京。我那時也到了北京。我在北京待了一個時期，跟各方面接觸的結果，看出了朝廷的所謂預備立憲，只是一種欺騙，清政權已不能維持多久了。回來就把我的看法向大家講了。

辛亥陰曆四月間，朝廷下詔書要把全國鐵路收歸國有，實際上是把路權送給帝國主義者。滬杭甬鐵路原是從英國人手裡奪回來，由江浙人民集股築成的。一聽到要收歸國有，群情激昂。那時候各省紛紛成立保路同志會，向朝廷力爭，四川保路運動最為激烈。這是辛亥革命的導火線。不久，武昌起義了。

武昌起義後，各地紛紛響應，革命情緒高漲。當時杭州駐有滿人旗營，有相當實力。新軍中參加革命的官兵躍躍欲試。革命黨人從外地紛紛來杭州，秘密設立機關，日夜會商，著手準備。到了九月初十左右，一切佈置都已就緒，決定十五日（陽曆十一月六日）拂曉開始發難。大家分配工作，我和陳時夏擔任政治組織方面的設計準備工作，草擬浙江光復的通電和佈告等。十四日夜半，新軍八十一標和八十二標，配合了革命黨人所組織的敢死隊，先向撫署和軍械局的駐軍進攻。巡撫增韞由後門逃走，被擒獲。攻軍械局亦已得手。兩標部隊在城站會合後，各撥一部包圍駐防旗營。十五日上午，出安民佈告，通電全國，宣告浙江獨立。

革命軍順利地推翻舊政權以後，接著就是建立新政權，首先是誰來當都督的問題。當時我們考慮到湯壽潛。湯壽潛是滬杭甬鐵路局總理，住在上海。他在爭回滬杭甬鐵路的時候，在群眾中建立了一定威信，但是他並沒有參加革命，後來我們知道了他跟旗營的協領滿人貴林（貴翰香）有深厚的交情，像這樣一個人，原是不適宜領導革命的。可是當時我們——主要是諮議局方面的人，竟認為非湯不可。十六日，火車通了，湯壽潛於下午偕陳時夏等乘火車到達杭州，直赴諮議局，跟大家商議一切。

那時候圍攻旗營的戰役還沒有完全結束。滿人將軍德濟雖然主張投降，但是實際掌握軍權的協領貴林仍然主張頑抗到底。到十五日下午，貴林等又探得巡撫增韞已被活捉，革命軍聲勢浩大，眼看無法頑抗了，才在營門小城垛上豎起白旗，貴林帶了兩名隨從，向我軍接洽投降。他要求我們納降後不殺一個旗人，革命軍首領在諮議局討論結果，準如所請，約定十六日中午正式呈交軍械清單。本來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可是到了十六日，貴林聽說湯壽潛回到杭州，就說投降條款中不殺一個旗人的那一條須得到湯先生的保證，才肯呈繳軍械清單。湯壽潛一到，他就對湯說了許多話，湯從他手裡取過那張寫滿條款的紙來草草看了一遍，就答應了他。

十七日上午，才正式集會討論推舉都督。湯於當天正式就任，以舊勸業道衙署為都督府。

浙江光復的頭幾天裡，一切都是亂哄哄的，社會秩序還沒恢復過來。貴林表面上投降，仍住旗營裡，想乘機叛變。經人告發，浙軍司令部立派部隊馳赴旗營，起出私藏槍支二千餘支，子彈無數，還有好多箱炸藥。貴林和他的兒子量海當場被捕，解送司令部，受軍法會審。當時我擔任臨時警察局長，參加了會審，判決貴林父子死刑，就在諮議局的廣場上執行槍決。當時人心大快，社會秩序也漸趨安定，過去攜眷避往外地的，都紛紛搬回來了。

槍斃貴林父子的時候，湯壽潛適因事去上海，他一得到訊息，下一天就回杭州，質問當時擔任總司令的周承菼和我，何以不向他請示。我們回答他說：此案人證物證俱全，用軍法緊急處分，是我們的責任。湯聽了，也就無話可說了。

十月十二日（陽曆十二月二日），蘇浙聯軍攻下南京。十一月初六日（陽曆十二月二十五日），孫中山先生自海外司司長。蔣尊簋是浙江人，在廣東做新軍標統，廣東光復的時候，他以新軍標統暫任臨時都督，後來粵省軍民正式舉出都督，他就退職離粵。湯退蔣繼，時在辛亥十月中旬，即1911年12月上旬。但其時朱瑞（他是光復會會員，原任八十一標代理標統）攻克南京天保城有功，凱旋，受到熱烈歡迎。他那時候已經做了浙軍軍長，跟蔣有矛盾。以後形成的軍閥割據局面，那時候在浙江已經可以看出苗頭來了。

我記得起來的就是這一些事實。我雖然參加了辛亥革命，但是當時對於革命的認識是模糊的。今天想起來，浙江光復所以那麼快地取得勝利，主要是由於人民群眾對於革命的迫切要求和熱烈支援。但是，當革命形勢高漲的時候，如果沒有堅強的領導，又不依靠廣大群眾，把革命進行到底，那末，人民勝利的果實仍然會被奪去，革命勢必逐漸變質，以至於完全失敗。這是我們所應當接受的歷史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