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戰爭

在甲骨文中，“武”字由“戈”和“止”（趾）兩部分組成，意思是步行作戰。在東周時代，“武”卻被解讀成了“止戈為武”。暴力攻擊的原始字義，一變而成為代表文明的貴族傳統，即對暴力的限制，才是真正的勇者所應秉承的德行。

經歷過這種軍事貴族的文化薰陶之後，春秋時代對戰爭的理解與從前已經有很大的不同。

作為世代貴族，宋襄公希望透過仁義征伐，成為“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中原霸主，正如孟子所設想的：“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在泓之戰中，宋襄公的“仁義之師”恪守上古軍禮，但文化發展落後於中原的楚軍，似乎並不把“軍禮”當回事兒，就如同不把周王室當回事兒一樣。在後來的韓非子看來，戰爭應當是一切道義的例外，“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

春秋中期以後，禮崩樂壞的趨勢已經無法阻擋。面對無處不在的“諸侯僭王命”和“陪臣執國命”，嚴守周禮的孔子抨擊季孫氏說：“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春秋末期，晉國的實權落入智家、趙家、韓家、魏家之手，後來，趙、韓、魏三家聯手消滅了最大的智家，晉國亦為三家所分。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承認三家為諸侯。

在中國歷史上，“三家分晉”常常被視為春秋與戰國的分水嶺。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便以此開篇，以為當頭棒喝。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在司馬光看來，三家分晉的事實，遠不如周天子承認這個既成事實重要。這代表著周禮的崩壞。

作為春秋五霸之一的晉國滅亡了，而作為戰國七雄之三強的韓、趙、魏三國誕生了。

三家分晉也為秦滅六國埋下了伏筆。晉國雄踞中原，傲視天下，秦國根本無力以蛇吞象；晉國分裂，中原喪失重心，秦國便可各個擊破，蠶食原來晉國之地，中原敗亡遂不可避免。

戰國末期，秦國與六國的關係多少類似於智家與魏韓趙三家。處於強勢的秦國對六國步步進逼，恣意欺凌，動輒刀兵相加，但六國並沒有像三家早前那樣，聯合起來滅掉秦國，反而次第為秦所滅。

司馬光說：“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其實秦滅六國，也是“才勝德”。畢竟戰爭靠的是能力而不是道德。

東周晚期被劃分為春秋和戰國，其實是出自兩部書：“春秋”來自孔子整理的《春秋》，“戰國”則來自劉向編訂的《戰國策》。

春秋時期實行井田制，每一塊土地都很整齊，“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便於兵車馳騁。春秋後期，人口劇增，井田制崩潰，出現了私田，私家的黑田，不可能再是四方四正，也不可能有固定的面積。

原有的道路系統被破壞了，使戰車運動受到嚴重阻礙。所以，隨著私田的大幅度增加，車戰所賴以自存的主要戰術特點——機動性，也就逐漸喪失殆盡了。

從更大的範圍來說，戰爭的地理條件也發生了巨大變遷。

殷周時期的主要活動地區在黃河中下游平原，這裡的地形廣闊而平坦，是非常適宜戰車馳逐的“疆場”。例如成湯伐夏的戰場鳴條，周武滅商的戰場牧野，春秋時期幾次大戰，如長勺之戰、城濮之戰、邲之戰、桂陵之戰、鄢陵之戰，都是利於發揮車戰優勢的平原地帶。

但到了春秋後期，邊疆地區力量迅猛發展，紛紛問鼎中原，戰爭的區域越來越廣。楚國向南拓展，勢力達到湖南、江西、雲南和貴州，燕趙兩國向北發展，秦國南伐巴蜀，西攻義渠，置隴西北地諸郡。這一時期的戰爭，不僅發生在一馬平川的中原大地，更主要是在北方的山地與江南的水網地區。這使得戰車無用武之地，只能更弦易轍。

韓非曾笑話齊景公“釋車下走”——哪怕再好的良馬和馭手，遇到山路，也不如步下行更快。這在後來已經不再是笑話，而是普遍現象。

晉國和鄭國多次與北方的狄戎發生戰爭，戰車不僅沒有發揮作用，甚至成為累贅，有時候不得不“毀車以為行”。南方的吳越在戰爭中，更是完全依賴步兵。

對於戰車的實際作戰效果，從事古代兵器考古的楊泓先生始終持保留意見，許倬雲先生似乎也對此表示認可——

古代戰車在作戰上究竟有多少用處，頗有疑問。有人以為戰車上的射士，在快速奔駛的戰車上發射，可以發揮十足的威力；反對的意見則認為，戰車硬輪在崎嶇不平的路面上行駛，必至顛簸不堪，反而影響了箭的準確性。若以車上執戈戰士的衝擊力來說，由於車前有馬及車轅的長度，戰士對刺的可能性很小。只有在兩車錯轂交馳時，戰士可以互擊，而車軸的長度減小了擊中的範圍，兩車速度的和，也使這一互擊的時機縮短為短促的瞬間。因此，車戰的功能，大約只是迅速將戰士運送到戰場，車上的指揮官可以利用車臺，取得較好的視野，以旗幟與金鼓指揮軍隊進退。主要的作戰人員，也許仍是那些隨車的甲士與步卒。

戰車時代，戰爭以誠信為本，講究“貴偏戰而賤詐戰”，“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這是戰車方陣作戰的必然要求。

但隨著弓箭特別是弩機的出現，四平八穩的戰車戰爭，越來越滿足不了野心勃勃的君主對戰爭的慾望，戰爭的作用被極度放大，戰爭的規模和限度也隨之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