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新朝，便會有前朝。新朝的開國有多麼氣勢恢宏，前朝的崩解就會有多麼頹敗無助。而每至更迭交替之際，新朝自有一批攻城略地的名帥悍將，前朝也會湧現出若干忠誠之士，進行最後的無望拼搏，雖九死而不悔。他們是前朝的英烈、新朝的寇仇，他們的名字會被遮蔽，家人會被牽連，著作會被禁燬，甚焉者屍骨無存。在揚州督師抗清的南明兵部尚書史可法便是一例，城破後拒降被殺，“天暑，眾屍蒸變，不可辨識”，是怎樣慘楚的一幕！
時間會解開某些政治死結。
忽忽一百多個春秋飄逝，乾隆四十二年（1777）六月，一宗史可法的遺物被獻呈御前，弘曆讀後親自撰序題詩，欽命製成長卷，送往揚州史可法祠陳列。其時正值朝廷興修《四庫全書》，一些書籍因“偽妄”“違礙”被銷燬，有的遭到撤換刪改，同時也為南明的唐王、魯王正名，旌表“前明殉節諸臣”並由史館書傳，史可法被追諡“忠正”。大禁燬與大表彰皆出於乾隆一人，其史識和性情亦由此凸顯，值得做一番探討。
“一片孤忠心”
崇禎末年，史可法為南京兵部尚書，朝廷危急之際，曾帶兵北上勤王，渡江至浦口，得悉大順軍已攻入北京，明朝傾覆。而南明弘光小朝廷建立時，江南各鎮還有數十萬軍隊，史可法受命以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督師，竭力沿淮河佈防，意圖穩住陣腳，無奈天子昏庸，文恬武嬉，大事已不可問。
後世多稱史可法為“孤忠”，當然不是說滿朝只他一個忠臣，而是指忠臣已成為少數、極少數，且處於艱維境地。
清人極擅招降，攝政王多爾袞進入北京未久，就派人給史可法送來密書，引《春秋》之義，指責南都諸公有賊不討，擅立新君，稱清師禮葬崇禎帝后，對前朝勳戚大臣恩禮有加，爾後話鋒一轉：“我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明朝之先君；我國家不憚徵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清人入關後一直拿著這個說理，其文字則出於漢儒，筆鋒甚利。
史可法將多爾袞的信呈送朝廷，並修書回覆，表達對崇禎帝崩逝的哀慟，指駁來函曲解《春秋》之義，描述弘光登基時的各種祥瑞，枚數歷史上東漢、大唐、南宋等歷劫中興之先例，以及清室長期受明朝統轄和分封的事實。該信是寫給多爾袞的，更是寫給弘光帝和馬士英等人看的，其中也有幾句吐露心曲：“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而已。”
清軍圍攻揚州時，南明各軍鎮無一來援，城中也屢屢發生率部叛逃事件，史可法不加阻攔，自己則率殘部死守。豫王多鐸屢來書勸降，可法皆不開啟，投之於火。順治二年（1645）四月二十五日，揚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成被俘。多鐸再引洪承疇之叛降為例，誘以高官厚祿，見其抗聲不從，起身拔刀，史可法夷然不懼，“挺立迎其刃”。多鐸退，連呼“好男子”，命屬下將之斬于軍前。
五月十五日，清軍佔領放棄抵抗的南京，弘光帝與近幸先期奔逃四散，幾位明朝公侯勳裔及禮部尚書錢謙益等奉璽迎降。當日大雨如注，謙益等為表達虔誠，“褰裳跪道旁”。諸事略定，多鐸“即令建史公祠，優恤其家。敕有司給粟帛，賜西山宅第一區，以旌忠義”。不知祠堂是否建成，卻可證史可法的高貴氣節，贏得了對手的由衷敬重。
正名與表彰
乾隆四十一年（1776）春，弘曆降旨追諡“勝國遺忠”。前朝，在典籍中又作勝朝、勝國。這個說法見《周禮·地官》，鄭玄注：“勝國，亡國也。”明明是敗亡之國，為何稱名勝國？蓋因其被戰而勝之。該詞一般用於本朝稱呼前朝，將戰勝攻滅之國如此稱呼，大約不僅僅是紀念和嘲諷，也有幾分鏡鑑的含義。
時為開設四庫全書館的第四年，經過徵集遺書、挑選善本、輯錄佚著、撰寫提要等項的努力，一部曠世巨著已有了大模樣。乾隆深度厭憎降清又復反清的錢謙益，命將其著作以及書版解京銷燬，又於三十九年（1774）八月、十一月通諭各省督撫“查辦違礙書籍”，一股禁書狂潮隨之燥然而起。這種情勢下極易出現層層加碼，弘曆接連降旨，制止各地的一些過當行為，也糾正史官對前朝過苛或偏激的評述。他還提出應賜予明季殉節諸臣諡典。
乾隆特別舉史可法、劉宗周等為例：“至若史可法之支撐殘局，力矢孤忠，終蹈一死以殉；又如劉宗周、黃道周等之立朝謇諤，牴觸僉壬，及遭際時艱，臨危授命，均足稱一代完人，為褒揚所當及。”他稱史可法為一代完人，也對錢謙益的“自詡清流，靦顏降附”再做譴責，至於說金堡、屈大均等遁入空門，“幸生畏死”“喪心無恥”，則屬肆意醜詆。
在祈谷大典的齋戒中，弘曆惦記著追諡晚明殉節諸臣的事，忽又想到靖難之役中的節義之士。他熟讀儒家經典，正統意識很強，對於“犯順稱兵，陰謀篡奪”的朱棣歷來反憎，讚揚景清、鐵鉉或慷慨捐軀，或從容就義，志節凜然；稱齊泰、黃子澄、方孝孺“抗詞抵斥，雖殞身湛族，百折不回”，無慚名教；也指出直至明亡，各朝君臣皆諱莫如深，不予平反褒揚，“使忠臣義士之氣，久弗克伸”。
閣部大臣提交了方案和文稿，大致依據《明史》《通鑑輯覽》二書已有名單，分為專諡、通諡兩類，又將通諡中事蹟顯著者列為忠烈、忠節，其次諡為節愍、烈愍。該名冊收入三千餘人，分別造冊登入，于姓名下簡括事實梗概，享專諡者附有讚詞。乾隆即予批准，賜題《勝朝殉節諸臣錄》，交武英殿刊刻頒行。
該書的校勘印行完成於次年，卷首以原頒諭旨代序，後為歷次上諭和御製詩，以及廷臣所上議疏。卷一“專諡諸臣”有關史可法一條寫道：
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史可法，錦衣衛籍，祥符人；崇禎中歷安池道為安慶巡撫，愛民敬士，屢卻寇兵，進南京兵部尚書，誓師勤王，迎立福王，出鎮江北，力圖興復；大兵克揚州，自刎不殊，被執死之。
史可法節秉清剛，心存幹濟，危顛難救，正直不回，今諡忠正。
在獲得專諡的所有前朝大臣中，唯有史可法一人諡為“忠正”。
史可法畫像與遺稿的發現
感動與緬懷，從來都是一種巨大的能量。史可法就義一百餘年後，其畫像和信札、文章依然存世，真不知經歷了多少人的苦心蒐集和輾轉秘藏。清初文網綿密，收藏抗清名帥史可法之遺物，早期應不無風險，但有人堅持去做。四十二年六月，在乾隆多次降諭褒揚明末殉節諸臣之後，南書房翰林、內閣學士彭元瑞將一批史可法的書信、文稿，也有其身穿大紅前明冠服的畫像，獻呈給皇上。
史可法的拒絕招降、視死如歸，其在淪亡之際的孤忠與勁節，以及那忠孝不能兩全、選擇為國盡忠而死的心緒，皆令乾隆皇帝感慨興嘆，褒獎隨之。
一場紀念史可法的活動隨之展開。大清皇帝事必躬親：親自拈毫，將御製詩題於卷端，並囑樞閣大員及南書房翰林等和韻；親自撰文，記述一百二十餘年前多爾袞與史可法的“對話”，命軍機大臣于敏中恭錄一份，同時讓他將史可法復書抄寫附後；欽命將以上詩文裝裱成長卷，並將卷軸妥送揚州，安放於梅花嶺“史忠正公祠”中；欽命將相關御製詩文、史可法家書以及他與多爾袞之往來信函等，摹鐫刻石，俾使長存於人世間。
曾見一些文章妄加區分：扯什麼亂世需要能臣，勿論品節；治世需要忠臣，強調忠誠的重要性云云。實則忠義與節操在任何時候都不可或缺。正是意識到這一點，乾隆摒棄褊狹的敵我意識，對前朝的忠節之士進行褒揚，追加美諡，以慰忠魂。
崇獎忠貞，亦足以為世道人心之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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