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傑出出版大家張元濟原本在科考路上一帆風順，18歲中秀才，23歲中舉人，26歲中進士並進入翰林院，後被委任為刑部主事，次年又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總理衙門章京。從履歷上看，張元濟無論在科考還是仕途上都堪稱春風得意，這在萬千讀書人中可謂鳳毛麟角。
1898年維新變法開始後，張元濟在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的保薦下於6月16日受到光緒的單獨召見，君臣相對，就變法問題做了大致的探討。
9月5日，張元濟上奏變法總綱5條、細目40條，分別就變法全域性、滿漢、用人、理財等五大問題做出闡述。9月18日，張元濟第二次上奏，請求朝廷明降諭旨，令中外大員切實保薦素習礦路農工商學之人，以充實新設立的礦路農工商總局，發展實業。
然而，慈禧太后很快發動政變，收回光緒大權，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匆忙流亡海外，譚嗣同等人則喋血京師菜市口。事後，並未與康、梁等人結黨的張元濟雖然沒有遭到殺身之禍，但因為同屬維新陣營，也遭到“革職、永不敘用”的嚴厲處罰。如此，張元濟的政治最高峰也就此戛然而止。
據說，在張元濟仕途頓挫之時，同處人生低谷的前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派人慰問他，並問他有何打算。張元濟表示，京城已無容身之地，自己將赴上海謀生。
10月下旬，張元濟攜眷南下上海。1899年 4月，在李鴻章的親信、時任南洋公學督辦的盛宣懷的幫助下，張元濟出任南洋公學譯書院院長，主持翻譯東西各國新書。而正是這一契機，讓張元濟逐步脫離官場，並由此走向了近代出版業。
1901年，在商務印書館一名創始人的邀請下，張元濟入股商務印書館，成為大股東之一。次年春，張元濟決定辭去所有任職，全身心地投入商務印書館。
對此，很多人都不理解，畢竟張元濟曾是翰林清貴，即使一度被罷官，將來遇到恩赦，官復原職也未可知。如此身份，怎能就此棲身於連一般讀書人都為之輕視的“賤業”呢？
在寫給盛宣懷的一封信中，張元濟或許說出了他的理由：中國四萬萬人口，只有40萬人受過教育；而要開啟民智，就必須要出版好的書籍，自己願以“扶助教育為己任”。從這個意義上說，張元濟原本有個美好前程，但戊戌年的那場政變改變了他的人生歷程。
或者說，張元濟成為近代出版業巨頭完全是一種歷史的偶然，他原本可以成為朝中高官、學術大家或大教育家，但歷史的風雲變幻，慈禧太后卻在無意之間將他推下“商海”，並最終讓他成了近代中國的出版大家。
當然，張元濟如果想重返仕途的話也不是沒有機會。1906年1月，在清末新政的春風下，清廷學部奏請將張元濟恢復原官職，任學部參事廳行走。之後，又由外務部奏調為儲才館提調。當年12月，張元濟入京供職，但因為難耐當時的官場習氣，次年1月即棄官南返。
之後，張元濟的恩師、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瞿鴻禨多次邀他出山，但張元濟仍甘於平淡。此後，張元濟終身不涉官場，再未出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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