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寫過一首不太著名的詩:“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蓍。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唐詩以寫景抒情取勝的多,極少有這種說理的,說理也不太受時人歡迎。不過白居易此詩確實道出了一個真理:人的一生品位如何,是需要進行全過程考察的,只看一半,容易得出錯誤的結論。
周作人在抗戰時期出任偽職,人們講到文人氣節,總喜歡拿他做反面例子。然而,他的前半生也有令人稱道的地方。李大釗被張作霖殺害後,日本人辦的《順天時報》登載了有關“李大釗身後蕭條”的新聞,並配短評譏諷:“李大釗是一般人稱之為學者的,他的道德如何姑且不論,能被人稱為學者,那麼他的文章和思想當然與庸俗不同……如今卻做了主義的犧牲,絕命於絞首臺上,還擔了許多的罪名,有何值得……”
讀到此文,周作人非常氣憤,當即撰寫《日本人的好意》一文反駁:“你看,這思想是何等荒謬,文章是何等不通……日本人輕視生死,而獨來教誨中國人苟全性命,這不能不說其別有用心,顯係一種奴化的宣傳。”周作人的憤怒不是裝出來的,只要考察他五四時代作品裡所體現出來的反軍閥混戰、呼籲民族團結的立場,不難發現早期的周作人確實有一定的愛國心。
李叔同出生於天津的大鹽商家庭,唱曲吟賦,偎紅倚翠,不顧家,更不關心天下興亡。
母親逝世後,李叔同非常悲痛,東渡日本留學,在那裡受到進步同學的影響,開始在學業方面上心,並萌生深深的家國情懷。留學歸來,他先是進浙江兩級師範學校教書,全心全意作育人材,頗受好評。後來,他出家做住持,也時刻不忘教導眾僧愛國。1937年7月7日,大規模的全民抗日戰爭爆發。8月,李叔同在山東青島湛山寺寫了兩個大字“殉教”,張貼於室內,並作題記:“曩居南閩淨峰,不避鄉匪之難;今居東齊湛山,復值倭寇之警。為護佛門而捨身命,大義所在,何可辭耶?”
1938年初,李叔同到泉州清塵堂開講“華嚴大義”。一日,他在清塵堂齋堂用餐,本來吃得好好的,卻突然放下碗筷,淚流滿面。眾僧不知所措,紛紛問他何故,李叔同解釋:“吾人所食為中華之粟,所飲乃溫陵之水。身為佛子,於此之時,不能共紓國難於萬一,為我佛如來張點體面,自揣尚不如一隻狗子!狗尚能為主守門,吾人一無所用,而猶靦顏受食,何能無愧於心?”李叔同言畢,一眾弟子默然無聲,只有淚水在眼眶裡打轉。與周作人不一樣,李叔同的一生是在後半生顯露出高潔的操守。
同是半生渾濁半生清澈,世人多高看李叔同,而瞧不起周作人。原因很簡單:一個人年輕時犯點錯誤不要緊,年輕,便有時間改正錯誤,改正了,還可以做世人的榜樣。而一個人年紀大了再犯錯誤就不太容易得到諒解了,在別人看來,一個人年輕時都能分清是非曲直,年紀大了為什麼不能,唯一的解釋是此人後來的靈魂被一時之利益收買了。
正常的社會永遠有一種淨化機制,它的要義之一是鼓勵我們朝做好人的方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