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十六、十七世紀之交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折性拐點。
任何事物都有一個從興起到積重難返的演化過程，在這過程之中也往往有一個拐點，當拐點悄然來臨之際，力挽狂瀾的機會視窗也自然不復存在，而進入了萬曆朝的明帝國，其結構性失衡所醞釀的潛在風險已然到了臨界點。由於張居正事實上的大權獨攬，萬曆皇帝，而因此，本就弊病叢生的大明帝國在萬曆皇帝后續一系列雪上加霜的毀滅性操作之下，在客觀層面上大大地有利於努爾哈赤所急需的崛起空間。
直到這時候，努爾哈赤還只是大明遼東總兵府轄制下的一個建州女真的都督而已，即使是這個在明王朝眼中不值一提的頭銜也是以其父、祖的因公殉職而勉強換得的。按照常理，在大明王朝分而治之的部落管理的礦產進行無休止的搜刮。張居正執政期間，為更好地加強明王朝的國防力量，重用了戚繼光與李成梁這兩個軍事天才，一南一北，共同拱衛帝國。但在萬曆皇帝的雷厲風行之下，戚繼光立馬遭到了毫無意外的彈劾而黯然下臺。李成梁呢？身在遼東的李成梁有可能對這暗流湧動的一切一無所察嗎？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李成梁想到的首先只能是自保。事實是，李成梁仿若脫胎換骨了一般，自此之後面對為患頻仍的蒙古、女真諸部族再無早年犁庭掃穴的智勇決心，反倒是更多地在奏章的遣詞造句上煞費苦心，如此而已。當此之時，向來同李成梁有密切來往的努爾哈赤感受到了他的那位最高軍事長官所發生的強烈轉變。
李成梁於萬曆十一年（1583）之後發起的軍事行動與努爾哈赤的小集團從來無涉。而在努爾哈赤統一建州女真，李成梁從未進行過任何干涉。
如果僅僅只是李成梁的默許和縱容，或許還不足以解釋努爾哈赤超乎尋常的崛起之路，偏偏就在李成梁年老離休而遼東總兵易主之際，大明帝國臥榻之側的朝鮮半島爆發了規模巨大、強度失控的高消耗戰爭——萬曆援朝戰爭。在長達七八年的萬曆援朝戰爭有望休止的時候，努爾哈赤早已不再是以前的弱小勢力，滿洲力量登上歷史舞臺已經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
朝鮮戰事結束後的萬曆皇帝如釋重負，他那史不絕書的怠政也終於逐漸自間歇性的暗箱操作轉移到了堂而皇之的臺前罷工。無論眾臣對中樞癱瘓的危機是怎樣心急如焚，皇帝就是不為所動，同時，基於自身強烈的惰性與對明帝國權力結構執行框架的極度煩膩，皇帝對於那些善於來事且令他感到順遂的舊臣，可能抱有更多的基於慣性的信賴感。李成梁就這樣又重新回到了遼東總兵府，這一次，年老體衰而又銳氣全無的他送給了努爾哈赤一個更加意想不到的禮物，他幾乎是以一種強制性的手段迫使著六堡的兵民撤回了撫順以西。
萬曆四十七年（1619），當努爾哈赤的軍旗揮舞在明朝軍事重鎮撫順城頭上之時，萬曆君臣才恍然大悟，原來宿敵早已出現，只是滿朝根本沒有一個人稍加關注而已。久已癱瘓的明廷中樞稀裡糊塗拼湊的數十萬大軍在一群只知媚上欺下的庸官裹挾之下如羊入虎口一般被努爾哈赤當作送來的肥肉。從此之後，連續丟失了開原、鐵嶺、瀋陽、遼陽、廣寧，遼河防線徹底崩潰。而此時的明帝國正忙於黨爭傾軋，而堪稱遼東柱石的熊廷弼則已然被朝廷下令“傳首九邊”。
皇太極是努爾哈赤欽定的四大貝勒之一。在努爾哈赤與大明帝國的一系列攻伐謀略中，皇太極幾乎不曾缺席過任何重要的歷史性事件。
皇太極一上臺，先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父親努爾哈赤遺留下來的民族歧視政策與諸多有傷民力的弊政一一廢除，在禮儀之爭的名頭問題上對大明帝國一讓再讓，甚至不惜守土劃界而治，為的就是換來滿洲政權自身寶貴異常的發展時間和空間。儘管皇太極確實在多年之內均對關寧錦防線無計可施，但皇太極一方面控制了朝鮮王朝，另一方面則征服了蒙古黃金家族的最後一位正統——察哈爾林丹汗。最終，大明王朝的左右兩臂均被皇太極攔腰斬斷。
皇太極保持了極大的政治耐心，他力排眾議，堅信基於他自己對崇禎皇帝剛愎自用和對袁崇煥謹小慎微的心理把握，繞道喜峰口迂迴進攻北京是絕無問題的，而以崇禎皇帝和袁崇煥之間早已滋生的隔閡，燃向北京的戰火亦必然是伸向袁崇煥的屠刀。果不其然，袁崇煥被崇禎皇帝千刀萬剮了，而袁崇煥一手培養的戰將如滿桂、趙率教等人亦均死於戰場。但皇太極試圖攻取北京了嗎？並沒有，這位君主有著超人的毅力和意志力，他總是能夠在洞若觀火的遠見卓識中選擇深謀遠慮，而從不陷入任何一蹴而就的幻想與激進的狂躁之內。
在崇禎高壓而刻薄的統治之下，除了那些已經死得其所的忠臣和被皇帝出賣的奸臣（如兵部尚書陳新甲）之外，那些倖存者就不能不多多考慮自己的退路問題了。而恰在此時，關外的皇太極適時地調整了政策，以相對真誠和海納百川的態度對大明王朝進行著瘋狂的招降納叛行動，祖大壽、洪承疇、吳三桂這些手握重兵、聲名顯赫而對朝廷一向忠心耿耿的人士都無法抵擋皇太極以及後續多爾袞的誘惑。
終於，皇太極在步步為營的算計之下，一舉攻克大明帝國經營了數十年的錦州城，關寧錦防線遂告解體，明軍在崇禎皇帝內外不能兼顧的慌亂下倉促放棄了寧遠而撤至山海關。另一邊，李自成、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起義正如火如荼。如果不是明王朝因著自身的腐朽與僵化在面對關外滿人時表現出一瀉千里的進退失據進而導致了賦稅的加重，如果不是在極端天氣的衝擊下明王朝的貪官汙吏仍在剋扣民脂民膏，如果不是明王朝那些官商勾結的富商大賈、權貴世族寧可大發國難財也還在以其權勢不願向朝廷繳納應承擔之賦稅，那些拿著鋤頭和木棍的農民又豈能揭竿而起、如入無人之境？
歷史最終還是走到了它的1644年。公元1644年，崇禎皇帝自縊，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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