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逼慈禧太后向世界宣戰？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緒帝的名義釋出了向各國宣戰的詔書。詔書中，慈禧歷數西方列強的諸多罪行：

“三十年來，恃我國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梟張，欺凌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彼自稱教化之國，乃無禮橫行，專恃兵堅器利，自取決裂如此乎！”

在表達完憤怒之後，慈禧最終說出那句鼓動人心的宣戰口號：

“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

以此宣戰詔書為轉折點，清廷正式與西方諸國決裂，開啟了中國與各國的戰端。從今日的角度來看，慈禧太后的這次宣戰簡直匪夷所思。就算大清朝在康乾極盛時期，也不敢同時向周邊各國宣戰。而晚清貧弱交加、羸弱不堪，竟敢以一己之力向世界列強宣戰，難道慈禧的腦袋被門擠了？要知道，就算是希特勒這樣的戰爭狂人，也不敢同時向英、法、美、蘇宣戰。

慈禧的腦袋顯然沒有被門擠過，如此重大的國家決策，絕非慈禧一時憤起，一拍腦門兒就能擅自決定的。宣戰之舉，其實與當時中央權力格局、皇位爭奪、派系鬥爭以及慈禧的統治方式等多方面因素有關。而具體到宣戰一事的導火索，則牽扯到一封偽造的外交照會。

偽造的外交照會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5、6月份，義和團大量湧入北京，大舉焚燒教堂、殺害教民，各國公使館荷槍實彈，如臨大敵。大沽口外，各國軍艦雲集，八國聯軍更是想要從天津進軍北京。此時，京城局勢急速惡化，幾近不可收拾的地步。對義和團是剿是撫，對列強是戰是和，清廷已經沒有多少時間考慮了。

6月16日至19日，慈禧在四天內連續召開四次御前會議，召集眾臣商討應對方案，以決定是戰是和。16日的第一次御前會議上，主戰、主和兩派官員唇槍舌劍，激烈交鋒，慈禧似有主戰傾向，但最終未能決定。

6月17日，在第二次御前會議上，慈禧突然向群臣展示了一封外國照會，其內容有三條：“一、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錢糧。三、代掌天下兵權。”實際上這份照會尚有第四條，即“令太后歸政”，但慈禧出於種種考慮未宣示群臣。各大臣聽到照會內容無不面面相覷，不知所措，嚇得頓首表示“願效死力”。慈禧隨後說道：“今日之事，諸大臣均聞之矣，我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戰。顧事未可知，有如戰之後，江山社稷仍不保，諸公今日皆在此，當知我苦心，勿歸咎予一人。”

第二次御前會議基本決定了慈禧的主戰態度，因為照會要求顯然已超過慈禧的承受底線，直接否定了慈禧的執政基礎，要對其進行政治上的消滅，對於慈禧來說，這是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和容忍的。所以此刻，慈禧終於露出了她的真面目：誰敢動我手中的權力，我就跟誰拼命，即使是洋人！

此後的兩次會議中，以榮祿為代表的主和派已經不敢再行勸阻了，如榮祿所言，“若再分辯，視為叛逆矣”，可見其艱難處境。

在清廷宣戰這一舉動上，這封照會可謂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關於這封照會，後人爭議甚多，多數謂是端郡王載漪偽造的，也有說純系傳聞，壓根兒不存在。

據當時參加御前會議的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在其所著《崇陵傳信錄》中記載，照會是6月16日晚由江蘇糧道羅嘉傑派遣其子遞交給榮祿，再由榮祿呈交慈禧御覽的。然而事後憑該照會向總理衙門和直隸總督查詢均未得出處，因而惲毓鼎判斷“其實某官輕信何人之言，各國無是說也”。

學者馬忠文先生根據當時各相關官員的書信和日記中的記載考證後認為，羅嘉傑應該確實給榮祿提供了這樣一條情報性質的訊息，經榮祿呈交慈禧後，引起太后動怒，這基本是可以肯定的。

載漪集團乘勢而起

偽造照會之舉，後人多認為與端郡王載漪有關。雖無直接證據證明，但從動機、受益等多方面考慮，載漪顯然是最大嫌疑人。載漪意圖透過偽造照會來激怒慈禧，向諸國宣戰，以此達到消滅國外勢力對國內政治的干預，進而為廢黜光緒、扶持其子溥？登基奠定基礎。

這一切都要從戊戌政變後的中央權力格局和慈禧對外態度的轉變談起。戊戌政變後，英、日等國幫助康有為、梁啟超逃往海外，已經引起了慈禧對洋人的不滿。康、梁逃到海外後，成立保皇黨，利用國外庇護著書立說，對慈禧極盡攻擊辱罵，這一切都使得慈禧遷怒於洋人，對洋人懷恨在心。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9月21日，慈禧釋出上諭，宣佈重新垂簾於便殿“訓政”，中央權力格局因而發生變化，光緒帝在戊戌政變之後喪失實權，不再受到慈禧信任，帝后關係日益緊張。或許是受到來自政變的打擊，或許是慈禧動用了藥物的手段，總之光緒帝的身體竟迅速地出現問題，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他的身體一整年時好時壞，至年底似乎有一病不起的跡象，而慈禧和後黨官僚也開始忙著籌劃廢光緒帝和物色新的繼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