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真話,往往會有風險,因為“忠言逆耳”的教訓,會讓很多人“話到嘴邊留半句”。但說假話也未必安全,因為聰明的聽者,很容易辨識出話語的成色。於是,說“半真話”成為很多人的處世之道,“逢人只說三分話”的俗語道盡了箇中的無奈與機巧。
有諺語說,“半真話,便是全謊言”。但是,古往今來的不少官場中人,硬是把說“半真話”的技巧玩得爐火純青。選擇性說真話即是其中之一。這種話術的特徵是,說的都是真問題,但往往避重就輕、不痛不癢,在關鍵性、迫切性、根本性問題上知而不言。別以為就像“領導注意身體、多休息”之類批評建議很初級,那些官場“老油子”玩起來遠比這高明。一般人根本察覺不到,反而認為他們是忠良之士。其實質,卻不過是官場中“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西漢歷史上就有這麼一位,這個人就是貢禹。
此公是漢元帝劉奭(音同士)的御史大夫,位列三公。班固在《漢書》中為其立傳,可謂名標青史。稱其“以明經潔行著聞”,也就是通曉儒家經學,品行端正,任職也很“盡心盡責”。但對他選擇性說真話的特點,班固則不著一字。千年後,司馬光在敘述貢禹的長篇奏言後,忍不住來了一段“臣光曰”,直指貢禹的這一問題。
公元前49年,劉奭即位,因素來聽說王吉、貢禹都是大儒,所以在前一年便徵召二人來見。當時,兩人年事已高,王吉在途中病逝。貢禹虛歲80,到長安後被任命為諫大夫。拜官貢禹以高位,問政貢禹以虛心,劉奭求賢若渴、禮賢下士的功夫,還真不是做在面上的。然而,他得到的卻是貢禹的選擇性說真話,真是令人嗟嘆。
那麼,貢禹選擇地提出了什麼建議呢?他建議元帝恭謹節儉。
不能說貢禹說的不是真問題。在他看來,古代的君王都注重節儉,高祖、孝文帝、孝景帝的宮女不過十餘人,御馬不過百來匹。但後世就奢侈成風了。現在宮殿已經建成了,無可奈何了,但其餘開支還是可以儘量減少的。
然後,貢禹列舉了現實中的諸多問題。比如三座皇家織造廠,工人各有數千人,一年耗資數億;御馬將近一萬匹。諸如此類。然後提出建議,御用車子、衣服、器物,三分去其二;後宮留下賢德者20人,其餘都送回家去吧;御馬可以,但不要超過數十匹。如此這般。最後感慨一句:“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於是,劉奭欣然採納了他的建議。
誠可謂擺事實、講道理、順民心,今人都覺得他講得好,非常在理。
但問題是,恭謹節儉本來就是劉奭的品質,一即位他就採取了好幾項節儉措施,這一點貢禹怎麼可能不知道?也就是說,貢禹說的這個真問題,以劉奭的品性,不說也會做。所以,司馬光感慨地說:“禹宜先其所急,後其所緩。”那什麼是當時的急事、緊要的事呢?在司馬光看來,“優遊不斷(優柔寡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為言”。如果貢禹連這些都不知道,怎麼能稱得上賢能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如果知道卻不說,那真是罪過就大了。貢禹就這麼被司馬光揭穿了。
那麼貢禹為何要如此煞費苦心地避重就輕呢?主要還在劉奭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