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喜歡讓臣子們篡改他國文書，以造就一種他國對大清極為崇拜的假象，已是眾所周知之事。
如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董事長佛蘭西斯·培林爵士，曾派人送了一封信函給乾隆皇帝，提前告知英國擬派馬戛爾尼使團來華，以增進商業關係。如果忠實於原文，這封信的開篇翻譯成中文應該是：“最仁慈的英王陛下聽說，貴國皇帝慶祝八十萬壽的時候，本來準備著英國住廣州的臣民推派代表前往北京奉申祝敬，但據說該代表等未能如期派出，陛下感到非常遺憾……”
然而，經過朝廷禮部眾官員的“修訂”後，正式呈遞給乾隆皇帝的版本變成了這樣：“聞得天朝皇帝八旬大萬壽，本國未曾著人進京叩祝萬壽，我國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國王稱，懇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
增入“叩祝”“十分不安”“懇想求”“施恩”這些詞語後，原文書裡的平等外交往來，就變成了英國國王對乾隆皇帝的崇拜與敬仰。
不過，這類操作並不是乾隆皇帝的獨創。早在兩宋時代，皇帝們就已經在這樣玩了。宋仁宗慶曆八年（1048），興塗渤國（大概位於今天的中南半島）派了使節帶著國書來開封。這封國書便遭遇了相同的命運。
當時，針對外國文書，宋朝，大多是靠著常與外族打交道耳濡目染自學成才。他們既沒有能力翻譯出華美的詞句，也缺乏維護“天朝上國”體面的政治意識。所以，他們提供的譯文往往有兩個特徵：一是高度口語化（那些不瞭解這一點的宋朝士大夫，會拿文書口語化嚴重來嘲諷他國沒文化）。二是忠實於原意，鮮少增刪。
翻譯們提供的興塗渤國國書初始譯文，便具備了這個特徵。其譯文大意是，興塗渤國信奉佛教，該國國王聽說宋朝皇帝也在禮佛修行，所以派了自己的弟弟帶著佛像、犀牛頭一類的禮物來到廣州，要送給宋朝皇帝。雖然譯文裡有“求拜”字樣，但從“大朝官家”這種稱呼來看（官家是宋朝對皇帝的俗稱，原檔案用詞對應的可能是皇帝或國王之意），興塗渤國雖然尊敬宋朝，但自我定位仍是與宋朝平等的國家。
隨後，這份譯文被朝廷交給了文學之士去重新潤飾。於是，作為公開檔案（相當於宣傳資料的一種）拿給宋仁宗看的版本就變了。
和原始譯文相比，經文學之士“修訂”後的版本里：（1）原本與宋仁宗地位平等的興塗渤國國王，變成了宋仁宗的臣子；（2）原始國書僅止於向宋朝表示尊敬之意，修訂版卻竭力渲染說：興塗渤國的國王視大宋皇帝為偶像，只恨自己身在遠方且年紀太大，沒有辦法親自來開封給大宋皇帝“頓首”（也就是叩頭）；（3）原本止於表達友好的贈禮行為，變成了藩屬國對宗主國的“進獻”，變成了興塗渤國國王趴在地上懇求（伏乞）大宋皇帝收下貢品。
這番操作，活生生將一位外邦國王給改造成了大宋皇帝的“老迷弟”。
此類操作並非個案，而是兩宋朝廷對外交往時的一種慣例，即所謂的“外國表章類不應律令，必先經有司點視，方許進御”——當時的制度規定：外國檔案往往不符合大宋的律令，必須經由相關部門稽核潤飾之後，才能送至皇帝跟前。
如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大食國派使者帶著國書來到開封，該國書被宋朝的文學之士修訂後，出現了“皇帝陛下德合二儀，明齊七政，仁宥萬國，光被四夷”這類極為肉麻的句子，大食國王也成了對宋太宗佩服得五體投地的藩屬國之“臣”。
進入南宋後，操作升級，朝廷不再滿足於讓文學之士們“潤飾”他國文書。他們更進一步，開啟了“代寫”模式。流傳至今者，有唐士恥撰《代真裡富貢方物表》、張守撰《代雲南節度使大理國王謝賜歷日表》、洪适撰《代嗣大理國王修貢表》等。
慶元六年（1200），真裡富國（大概位於今天的東南亞某地）派人送國書來到杭州。因其國書裝幀簡陋，裝國書的匣子還斷了一足，看起來“弊陋之甚”，引起了宋寧宗君臣的嘲笑。
五年後，真裡富國再次送國書至杭州，其大致內容是：
真裡富國以前只知道有宋朝這樣一個大國存在，但不知道具體方位。直到最近才從某些渠道瞭解到如何前往宋朝。於是派了一名將領，帶著一批包括公象、象牙和犀角在內的禮物，前往宋朝建立友好關係。考慮到該國對南宋瞭解甚少，且僅稱呼南宋為“大朝”，譯文裡的“進奉”字樣顯然不能等同於藩屬國的“進貢”——沒有哪個國家會在對另一國僅知其名與往來路徑的情況下，便主動將之奉為宗主國。
然而，在同時代文人唐士恥為朝廷撰寫的《代真裡富貢方物表》裡，真裡富的國王不但成了宋寧宗的“微臣”，還成了“慕義於衣冠”的南宋文明的崇拜者，且發誓從今天開始，要永遠做宋寧宗的“陪臣”。
如果說北宋時代的“潤飾”多少還會儲存一點他國文書的內容，那麼南宋時代的“代寫”，便相當於近乎完全的重新創作。除了保留他國派使者前來這個基本事實，其餘情節皆可向壁虛構。
而且，這種向壁虛構的能力，還一度被拿來作為科考試題。南宋人楊囦道在《雲莊四六餘話》裡說：
宋高宗紹興二十七年，周必大參加了博學鴻詞科的科舉考試，試題是《代交趾進馴象表》。也就是替交趾國代寫一份進呈大象的外交文書。參加考試的其他人向壁虛構的功夫一般，只能做一些大概描述，顯不出朝廷最需要的“馴服生動態度”。只有周必大的文章可以做到這一點，於是他考中了頭名。
為他國“代寫”文書，成了公開的科舉試題，可知在當時之人的心目中，並不以這種“代寫”為羞恥，反將之視為理所當然之事。周必大願意將該文收進自己的集子，也可以說明這一點。這或許已是“你不崇拜我，便由我來替你崇拜我”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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