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大業四年（608 年），隋煬帝開創了選拔人才的科舉考試。到了唐朝，科舉考試分為地方考試和京師考試，其中，地方考試也被稱為解試，元朝時改為鄉試。唐朝時，解試時間為三天，與現代的高考時間相仿。解試結束後，一般於放榜次日，地方州縣官員會宴請考官、學政和中榜學子，舉辦祝賀考中鄉貢的“鄉飲酒”宴會。在杜佑的《通典》中，此等宴請被稱為“行鄉飲酒禮”。也就是說，唐人將這種宴請視為一種禮儀。在這樣的宴會上，人們會吟誦《小雅·鹿鳴》，這可能就是該宴會被稱為鹿鳴宴的原因。
唐朝的鹿鳴宴有一些成規：參加宴會的學子必須是應試合格者，這是其一；其二是餞行，宴請後，地方官員陪同學子進京，繼續赴考——據史料推測，陪同赴考也有資助路費的考慮。除了《小雅·鹿鳴》，宴會上吟誦的詩篇還有《小雅》中的《四牡》《皇皇者華》《節南山》等。
唐朝的鹿鳴宴，體現了統治者和地方官府對儒家文化的重視。
新科進士的聞喜宴
進京赴考的學子，經省試中榜後為新科進士，在禮部發榜後，敕令舉辦的一系列宴會，被稱為“聞喜宴”，也叫“敕下宴”——顧名思義，聞之則喜。唐朝的聞喜宴常於曲江之畔舉行，因而又被稱為“曲江宴”。
聞喜宴本是新科進士們的私宴，新科進士們以“醵罰”（湊錢飲酒為醵）的方式集資，類似於現代社會，朝廷才對聞喜宴進行正式贊助，並將其發展為官方活動。
聞喜宴的發起主體為何會在宋朝出現變化呢？這與當時的社會風氣有一定關係。進士宴會吸引了多方勢力參與，即將走上仕途的進士們自然成為他們拉攏的物件，人們相互攀附，結成各種私人關係，形成小集團。這樣的勢力一旦產生，就容易引起皇家的不安。在統治者看來，任由民間辦活動，對自己可能形成不小的威脅。據宋朝王栐的《燕翼詒謀錄》記載，自唐以來存在“進士皆為知舉門生，恩出私門，不復知有人主”的現象，所以出現了“除賜宴外，不得輒有率斂，別謀歡會”的聲音。由私宴改為國宴是統治需要，杜絕了私宴帶來的攀附風氣，讓宴會從此打上皇家的烙印。
聞喜宴的舉辦地點和時間也時常調整。地點有時在瓊林苑，有時在公園，舉辦的時間要根據皇帝的下詔時間確定，更像臨時性的宴會。
進入官場前的關宴
在唐朝，科舉及第學子的宴會活動有很多，與聞喜宴相呼應的是關宴。這是新科進士在京城的最後一次大規模聚會，費用全部由學子自掏腰包，由專業人士進行張羅。
關宴的舉辦地通常在杏園，據傅璇琮的《唐代科舉與文學》考證，杏園在曲江之西，與慈恩寺南北相望，因此關宴又被稱為“曲江大宴”。唐詩《曲江紅杏》中“女郎折得殷勤看，道是春風及第花”的“及第花”指的是杏花。杏花二月開花，報春早，選在杏園舉辦關宴正取此意。這是唐朝進士們參加完吏部關試，進入官場前的告別宴會。學子從全國各地到京師，宴後再各奔東西，按古代的交通狀況，此別對很多人而言將成為永別。
告別宴會讓參與者能用心其中，但僅告別這一項活動，仍不能將宴會推到重要位置。讓關宴備受重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它的社交屬性。《唐摭言》載：“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長安幾於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揀選東床，車馬填塞，莫可殫述。”新科進士是這次宴會的主體，但是除了他們，宴會的積極參與者還有京城的達官貴人，誰家裡有妙齡待嫁女子的，會藉此機會物色女婿。普通民眾也會去看熱鬧，導致道路擁擠，可謂盛況空前。《唐摭言·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記載：“……公卿家傾城縱觀於此，有若中東床之選者，十八九鈿車珠鞍，櫛比而至。”
告別、選婿這些活動使關宴獲得廣泛關注，除此之外，宴會的助興活動，比如探花活動，更加博人眼球。吳融在《海棠二首》中有“太尉園林兩樹春，年年奔走探花人”的詩句，提到了探花活動。探花活動是事先選擇同榜進士中最年輕且英俊的兩個人為探花使，探花使騎馬遍遊曲江附近或長安各處的名園，沿途採摘鮮花後在瓊林苑賦詩，用採摘的鮮花迎接新科狀元。該活動最重要的工作是挑選探花使，探花使的要求是長相俊朗，這與唐人選拔官員既看能力也看外貌的觀點一脈相承。
實際上，不管是告別、選婿，還是探花活動，都寄託了唐人對進士的期望，也表達了進士們登科後的喜悅和對未來的憧憬。
鹿鳴宴、聞喜宴、關宴僅是唐朝眾多中榜學子宴會的剪影，但因為其時間節點特殊而備受人們重視。這些宴會活動不僅是聚會，對中榜學子來說，也是一次擴充人脈、建立圈子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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