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有句話很出名， “晚清風流出侯官”。地處東南一隅的福建侯官縣，在近代湧現出了不少知名人物，如林則徐、沈葆楨、薩鎮冰、林覺民等，其中也包括嚴復。
1879年，嚴復從英國學成歸國，正趕上直隸總督李鴻章在天津建立另一所海軍學校——北洋水師學堂，他便被調去北洋水師學堂擔任總教習（教務長），長達20年。
本來海軍是嚴復的專業，而他融通中西學術，正好可施展抱負，但在該學堂任職期間，嚴復深感“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他這個總教習不過是徒有虛名，根本沒有實權。
更不如人意的是，嚴復與上司李鴻章有明顯的分歧。
官場黑暗，世態炎涼，嚴復黯然神傷。年近不惑的他只好去參加科考，想靠博取功名，改變自己人微言輕的現狀。然而， 這位格林威治的高才生顯然與八股文無緣，考了多次都名落孫山。直到宣統年間，朝廷才給成名後的嚴復賜進士出身，象徵性地結束了他的尷尬。
正當嚴復感到鬱悶時，甲午戰爭成為擊垮他幻想的最後一記重拳。洋務派訓練多年的北洋水師，在此戰中全軍覆沒。甲午戰爭後，知識分子尋求新的救國之路，嚴復常年積累的思想終於爆發。
甲午戰爭後，直到1898年維新運動失敗，嚴復最主要的工作是創辦《國聞報》，與南方梁啟超主編的《時務報》唱和，為維新變法宣傳造勢，主張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改造中國。
《國聞報》不僅模仿《泰晤士報》，彙編各國新聞。在赫胥黎《天演論》的譯本中，嚴復根據自己對原文的理解，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一句總結達爾文主義，闡明自然、社會、國家的演化規律，為閉關自守的封建士大夫與彷徨的國人敲響警鐘。這句話成為當時最響亮的口號，鼓舞著面臨亡國滅種危機的中國人奮起抗爭。
翻譯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法意》）時，嚴復想起當年與郭嵩燾遊歷歐洲，曾參加過法庭審判，感受法治社會的先進性，得出結論： “英國與諸歐之所以富強，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並由此認定，只有合理的法律制度，才是保障社會秩序和國家強大的基礎。書中的三權分立學說，也深刻影響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者。
嚴復在譯書時擅長使用古雅文體，一方面也是為了招徠那些在封建迷夢中酣睡計程車大夫，猶如在難以下嚥的苦藥上塗了一層糖衣，使得那些對西洋文化有所反感的人也能讀下去。一時間，康德、盧梭、孟德斯鳩、斯賓塞、達爾文等西方名人進入中國知識分子的視野，民權、平等、自由、進化論等新詞，成了愛國志士的口頭禪。
在官場沉寂20年的嚴復，至此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政論家與翻譯家，也奠定了他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
在此期間，嚴復提出了他的“三民主義”——開民智、興民德、鼓民力。他將翻譯工作的標準總結為著名的三條原則——“信達雅”。可以說，嚴復的譯著影響了整整一代人。
戊戌變法後，嚴復雖未遭到捕殺，但被打入“另冊”，官場是混不下去了。1900年，庚子國難，京津一帶大亂，嚴復為求自保而南下，離開了他任職長達20年的北洋水師學堂。
儘管此後幾年，他在學部、幣制局、海軍部等新開的部門四處兼職，參與了清末立憲運動，但他也知道，朝廷所謂的 “預備立憲”，不過是一張空頭支票，並依舊厭惡與官員們的禮節往來。
1905年，孫中山與嚴復有過一次會面。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曾撰文承認，革命志士也受到嚴氏“物競天擇之理”的影響。孫中山與嚴復見面，自然要聊起關於中國前途的問題。
然而，此時的嚴復傾向於“教育救國論”，重視思想啟蒙，而孫中山注重政治革命。於是，孫中山對嚴復說，等到河水清澈，人的壽命有幾何？您是思想家，我是實幹派。
辛亥之後的嚴復，成了很多人眼中的矛盾體。他名列“籌安會六君子”之一，似乎從引領時代潮流的啟蒙學者轉變為守舊派，一度被盛傳為帝制“禍首”，遭到國人詬病。嚴復本人對這段經歷也諱莫如深。
從嚴復的著作可知，他晚年依然堅持“主權在民”等西方思想，之所以趨於保守，陷入新法與舊制的矛盾心態，可能與他再次遊歷歐洲諸國有關。
辛亥革命前幾年，嚴復出國遊歷，時隔30年重返歐洲。但這一次，嚴復發現，自己魂牽夢繞的“伊甸園”並非想象中那麼美好，當時歐洲工潮此起彼伏，列強鉤心鬥角。
1914年，一戰爆發後，嚴復身在中國，密切關注歐洲戰事，甚至瞭解1917年發生在俄國的革命。 嚴復一針見血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西方列強“尚武愛國，各奮其私”的後果。他不得不重新評估西方國家的示範作用，認識中國傳統文化在未來世界的價值。這在很多人看來是復古守舊，但也有學者指出，其實不過是他“謀求溝通中西文化的再一次努力”。
晚年的嚴復並沒有成為歷史的旁觀者，他堅守“教育救國論”，憑一己之力保住了北大。1912年5月4日，嚴復被任命為北京大學（原京師大學堂）第一任校長。
民國初年，百廢待興。財政部連工資都湊不齊。嚴復大為憤慨，向袁世凱和教育部據理力爭，確保北大教職員工薪水全額髮放，並利用個人關係向外國銀行貸款七萬元，作為北大的辦學經費。
嚴復在北京大學的任期雖然只有5個月，但對這座學府的存續功不可沒。儘管他晚年在政治上趨於保守，但這位維新派人物，並沒有主張無條件地承繼傳統文化。
後來，陳獨秀領銜的新文化運動興起，傳播西方的民主、科學，對守舊派發起衝擊。嚴復對此的態度是“聽之任之”。更別說，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胡適、魯迅等人，年少時都受過嚴復的影響，從某些方面來說，他們也是在繼承嚴復的未竟事業。
嚴復就是這樣一位矛盾的人物，他是思想啟蒙者，也是傳統士大夫，他率先將達爾文主義、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邏輯學等西方思想引進中國，後期卻被當成了守舊派，還沉迷於占卜八卦之學。
他批判八股文，自己四度參加科舉，不幸都沒考上。他批評鴉片貿易，自己在北洋水師學堂當差時，為了解悶，卻染上煙癮。他大力提倡女子教育，自己卻實踐多妻制，反對婚姻自由。一戰結束後，嚴復離開京津，回到家鄉養病，就此告別政治生涯。1921年10月，在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嚴復離開了這個動盪不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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