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大赦天下”

提起“大赦天下”，大家對這四個字其實並不陌生，即便沒有作深入瞭解，也覺得這件事聽起來就很嚴肅、很稀有。

中國古代的大赦確實嚴肅，也挺隆重的，但是和我們的認知有出入的是，這件事基本上每幾年就會搞一次，談不上稀有。

據統計，歷代王朝平均兩三年就有一次大赦，比如，在漢王朝的405年中，攏共釋出了186次大赦令；在唐朝的289年中，攏共釋出了184次大赦令。到了明清，大赦的次數才有所降低。

也就是說，古代的囚犯一般坐不了幾年牢，天降一道“大赦令”，就回歸自由之身了。

如此一來，這裡面就有一些嚴重的問題：假如甲剛殺了乙，被判死刑，然而遇上“天下大赦”，罪孽被一鍵消除，那麼乙的親人不會覺得不公嗎？這又是否會引起社會上廣泛的民憤和報仇風氣？

但是你我能想到的，古代那些皇帝和“人精”似的大臣們能想不明白？可他們既然知道其中利害，為何還要頻繁大赦呢？

正式開始之前，要先說說“大赦”本身的界定。大赦只是眾多赦免型別中的一種，是封建君主以施恩為名赦免犯人。真正意義上的無差別赦免所有人的“大赦天下”是極少見的，一般的大赦都帶有各種各樣的附加條件，沒有它表面上看起來那麼徹底。我們這裡講的，也是寬泛意義上的“大赦天下”。

按理說，要實行全國大赦，肯定要有過硬的事由，比如我們熟悉的新皇即位。

皇帝即位赦，叫“踐祚赦”。最早的踐祚赦到底始於春秋時期的秦孝文王、秦莊襄王還是漢高祖劉邦，目前尚無定論。可以明確的是，第一位在即位詔書中明確寫明瞭赦令的是漢文帝。詔書中是這樣寫的：“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

踐祚赦至東漢形成定製，每逢新皇即位，都會大赦，一直延續到清末。宣統元年，末代皇帝溥儀登基，頒發詔令：“頒詔天下，罪非常赦所不原者，鹹赦除之。”這是我國曆史上最後一道踐祚之赦的詔書。

除了新皇即位，和皇帝直接相關的“頂級”大事件還有改元、立後、建儲、大喪、帝冠等等，其中，因冊立皇后而大赦天下，在西漢比較盛行，之後非定式。其他沒有這麼重大，但也能順理成章為大赦之由的還有：郊赦、祀明堂、臨雍、封禪、立廟、狩獵、定都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戰事紛繁時，君王還會借大赦來擴充軍力。漢代時，出於邊防需要，漢明帝下令將被判死罪的囚犯“減罪一等”，長途跋涉去位於北方邊境的朔方、五原屯兵駐守。同時，還讓這些犯人的家眷與他們同去，賜予衣服、糧食和弓弩。

此外，像年豐、祥瑞、災異這些非事件性的由頭，也都可以作為“天下大赦”的理由。而且，受傳統“陰陽”思想的影響，古代大赦還講究時令。呂不韋主持編著的《呂氏春秋》中記有“十二紀”，意在表示一年四季之自然規律與釋出政令間的聯絡。一般認為，春天和夏天是釋放重囚的時機，這樣可以順應萬物生養的時氣，兩漢時期的赦令絕大部分集中在一月至六月。

以上由頭或事關重大，或意義深遠，基本上都很有說服力。但是，作為在漢唐期間逐朝遞增的大赦由頭，必然不會侷限於這些特定的事件中。

《資治通鑑》有載：“太后春秋雖高，善自塗澤網路，雖左右不覺其衰。丙戌，敕以齒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也就是說，武則天六十多歲時，居然換牙了，於是宮中上下將此視為神蹟，藉機大赦天下，並改元。

所以，一件事情究竟是不是大事、能不能以此來“大赦天下”，全憑統治者的意志。這也是古代如此頻繁施行大赦的原因之一。

回到開篇的問題：既然大赦這麼頻繁，如果殺人犯接二連三地被赦免，會不會引起民憤？

一般來講，除非是根根本本的大赦，否則一些犯了重罪的人是不能被完全赦免的。武則天證聖元年，金秋九月，女皇釋出了赦令：“大赦天下，大辟罪以下及十惡、常赦所不原者，鹹赦除之。”這就是赦免“天下人”的大赦，因為連“十惡”都赦免了。

但大部分的大赦，是不會赦免“十惡”這種罪行的，即“十惡不赦”。

所謂“十惡”，起源應在漢代，以西漢時期“不道、不敬”為基礎。《唐律疏議》在開篇第一卷就直接寫明瞭“十惡”的罪狀：“十惡，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

明代丘濬對“十惡”本質的概括：或是有犯於君臣之大義，或是有犯於人道之大倫，或是有犯於生人之大義，皆“天理所不容，人道所不齒，王法之所必誅者也”。

具體而言，“謀反”不僅包括以實際行動對抗皇帝，哪怕有言論和思想上的苗頭，也算謀反；“謀大逆”是毀宗廟、山陵及宮闕，被視為對封建統治的蔑視和侵犯；“謀叛”則相當於叛國，除了賣國賊，還有反對中央的地方勢力；“大不敬”指的是對森嚴的禮儀制度的觸犯，危害皇上利益、觸犯皇上尊嚴。以上為“有犯於君臣之大義”。

“惡逆”指謀殺自家長輩的惡行，如弒父、殺叔伯等；“不孝”例如不贍養祖父母、父母健在卻對外宣稱父母亡故、為父母守喪期間尋歡作樂等等；“不睦”是指在大家族中不守倫常的行為，包括謀殺親族中的長輩、毆告丈夫等。以上為“有犯於人道之大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