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政治時代，寒門終究是配角

鄧艾（197—264）是漢末寒門的驕傲，但他最終的結局也反襯出寒門的悲涼。

他出身卑微，自幼喪父，曾為屯田民，最初得不到賞識，後遇司馬懿賞識，官至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晉封鄧侯，成為曹魏政權的“西南城牆”，並最終完成伐蜀大業，建不世之功。可他沒有想到，這條功業之路，也是自己的不歸路。

原本，曹魏代表新興武人和中小士族的利益，曹氏剛剛把持東漢政壇時，尚能對士族大家發起衝擊，但官渡之戰後，曹氏也逐漸對士族大家（尤其是秉持儒家立場計程車家）釋放妥協訊號，至黃初元年（220）春，曹丕繼位，為了爭取士家大族的支援，完成伐漢大業，本來代表了新興士族及武人利益的曹魏集團，也轉而讓利於士家大族。曹丕依陳群（？—237，曹魏重臣）建議，推行九品中正制，由此“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風氣驟起。

鄧艾一生的轉折在於遇見司馬懿。因為才能非凡，司馬懿破格將他徵辟（一種擢用人才的制度）。《三國志·鄧艾傳》載：“宣王（司馬懿）奇之，闢之為掾，遷尚書郎。”

部分史家據此認為：司馬懿看中寒門，有意革新階層。但這種觀點並不靠譜。事實上在司馬懿拔擢的人物中，多數人的父輩是司馬懿的至交、同僚或部下，如盧毓，高平陵事變後，司馬懿任其為司隸校尉，他的兒子盧欽後來被司馬懿舉薦擔任中郎；又如荀顗、胡奮，他們的父親與司馬懿頗多交往。其中，荀顗之父正是潁川荀氏的代表荀彧。被司馬懿舉薦之人多為世家貴族或當時名士，寒門少之又少，鄧艾只是一個另類。

在鄧艾的後半生，伐蜀一役是他最輝煌的時光，但對於司馬昭伐蜀的決定，鄧艾起初並不贊同。

伐蜀之戰，論資歷和能力，鄧艾本該都是主帥的最佳人選，可為什麼司馬昭決定用鍾會（225—264，曹魏重要謀臣和書法家）為主帥呢？

除了因為鄧艾站在反對一方，以及司馬昭對鍾會的重用，還在於長久以來，鄧艾與司馬氏集團核心人員的“疏離”，而這個就與鄧艾的出身有關。鄧艾原本只是襄城典農屬下的部民，沒有世家依託，他一步步往上晉升的方式並不是依靠士人品評或家門榮光，而是實實在在的戰功與謀略。

司馬昭用鄧艾而不引以為心腹，除了鄧艾的出身問題，還有輩分上的考量。如仇鹿鳴（當代歷史學者）所說：“鄧艾是司馬懿所提拔的人物，他在年輩上要長於司馬氏兄弟，他與司馬氏兄弟的關係自然無法像與之年齡相仿的鐘會、賈充那樣親近。而在鄧艾功業已著的情況下，如何來駕馭這些司馬懿時代的老臣，也是司馬氏兄弟所要考慮的問題。”

於是，景元三年（262），司馬昭任命鍾會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而鄧艾則輔助鍾會，率領一支偏師。大軍伐蜀，攻克乃還。後來，鄧艾見戰場形勢有變，決定偷渡陰平，繞開劍閣，數十年僵持不下的魏蜀之爭，頃刻之間被鄧艾解決。

可在立下不世之功後，鄧艾卻下錯了一步棋。

《三國志·鄧艾傳》載：“（艾）轍依鄧禹故事旨意而行封授之事。鄧艾除去封授蜀漢群臣官銜外，還大肆委任其部下擔任蜀中各郡太守。

鄧艾的這種做法，讓本就與他保持疏離計程車族更加笑話他，也讓司馬氏集團找到鉗制他的藉口。畢竟，鄧艾滅蜀，居功甚偉，自古統治者不容臣子功高蓋主，且無論是輩分還是家世背景，鄧艾都不是司馬昭發自內心仰仗的物件，加之鄧艾沒有士族支援，兵權又因鍾會陷害而被奪，所以一時之英雄，也就徹底成為刀俎下的魚肉。

大臣的幾句讒言，就能讓司馬昭下決心逮捕居功至偉的鄧艾？在這件事上，司馬昭的心思恐怕也是“路人皆知”，只是不好點破。所以，鄧艾沒有稟告司馬昭而擅自行事，成為他被捕的導火索，而參與殺害他的衛瓘，先斬後奏，不但沒被降罪，反而轉任督徐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封菑陽侯。耐人尋味的是，衛瓘恰恰出生於儒學官宦士家，而參與誣陷鄧艾的鐘會、胡烈，前者出身潁川鍾氏，是魏太傅鍾繇之子，後者乃曹魏車騎將軍胡遵之子，鎮軍大將軍胡奮之弟。

鄧艾之死的直接導火索表面上看是其滅蜀後的獨斷行為，但深層原因，在於司馬氏集團對鄧艾的忌憚以及士家大族對他的鄙夷。是非公論，民間心知肚明，司馬氏集團又何嘗不知道鄧艾冤死，但做臣子的更明白，這是統治者有意而為的冤案，即便有二三人為鄧艾說話，短期內也無濟於事。

鄧艾死後，魏國政壇裡本就勢單力薄的寒門，話語空間被進一步縮小，及至司馬氏政權建立，朝廷上已經形成司馬氏與尚儒士家大族壟斷的局面。爾後，哪怕司馬氏一度想遏制尾大不掉的功臣集團，想到的援手也不是寒門，而是外戚一支。整個西晉王朝，寒門的政治代言人基本空缺。

鄧艾的悲劇看似偶然，實則蘊含了一種偶然中的必然。他可以建立不世的功勳，卻無法改變那個時代的政治秩序和趨勢；他可以成為執政者賞識的幸運兒，卻最終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鄧艾一度是寒門的希望，但最終，他的死亡象徵了希望的破滅。這是貴族政治的時代，寒門終究只是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