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哪裡的官最難做

如果翻閱清朝中人心裡都有一本明白賬。

晚清同治、光緒時期在廣東長期擔任知縣的浙江人杜鳳治，留下一部數百萬字的日記，把他任官14年中的施政經歷和仕宦想法心得，記載得鉅細無遺。在日記中，杜鳳治曾經不止一次地表達過廣東官是天下最難做的，又特別提到了廣東省內特別難做官的一些縣。

催徵與抗稅

明清時期的地方政務，無非就是“錢糧”與“刑名”兩件事，朝廷判斷地方官優劣與否的標準，就是看這兩件事做得如何，如果連賦稅都不能按規定收完，那官也就做到頭了。所以，一個地方收稅是易還是難，才是官員們最操心的事。

當時廣東宗族發達、組織力強大，宗族男子一經號召組織，便是一支強悍的民間武裝。這就使得廣東人並不怎麼畏懼官府，以宗族為核心，抗稅事件屢屢發生。僅憑一個縣太爺能指揮多少衙役捕快？哪怕他親自下鄉去徵稅，面對成百上千人的宗族武裝，對面不開槍已經是給你面子，更別說主動納糧了。這種情況下，想要足額徵收賦稅可謂難於登天，無怪乎有不少官員抱怨廣東官員難做了。

而在武裝抗稅普遍的廣東，有一些州縣情況尤其嚴重，所以這些州縣的地方官就成了人人都不願去的畏途。

難算的經濟賬

清朝有句俗話叫作“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是指地方官的灰色收入之巨。然而不可能所有地方官都能拿到如此多數，能拿到多少陋規（即灰色收入），成了衡量一個職務好壞的重要標準。不過，陋規不是到自己手裡就算完了，事實上大部分陋規都用於打點關係，送給了上司，一級送一級，該送多少禮在私底下都有不可逾越的規矩，這是在清朝做官萬萬不可少的。

廣東作為全國經濟數一數二的省份，豪紳遍地，物價也隨之居高不下，連普通百姓的排場都十分大，那官員更要追求窮奢極欲，因此官僚之間的打點、送禮費用標準也就高於別處。難怪都說廣東的官難做，因為需要的銀子遠比經濟不發達的省份要多。為了必要的應酬交際、把自己掏空甚至負債累累的例子，在廣東官場屢見不鮮。

除了打點應酬，廣東州縣官的正常開支也是巨大的。作為地方官員，他們理政需要延請協助工作的幕友，即俗稱的師爺。一個縣官至少需要二三名幕友。

清朝乾嘉時期的官員張鵬展記過一筆賬，“福建之漳浦侯官，廣東之番禺南海等缺，每缺須用幕友四五人，每人束脩至千五六百、千八九百不等，一缺之束脩已近鉅萬，即小缺亦不下數千”。可見付給幕友的束脩便是一大筆開支，更別提其他支出。袁祖安拒絕就任潮陽知縣的理由，除了此地民風刁悍外，就是“費用浩繁”。

打不完的官司 

其實判斷一地地方官好做與否，還有一條很重要的標準，那就是這裡的百姓愛不愛打官司。作為一名知縣，他要應付全縣內所有的官司，如果官司不多還應付得過來，若是愛打官司，那地方官就難做了，會被無窮無盡的訴訟淹沒，而且自身也容易捲入事端。

明清兩代把民間喜歡打官司的風氣，叫做“健訟”，徽州和江西人健訟尤其厲害。明清史上，徽州人愛打官司是出了名的，這裡無家不經商，且宗族強大，涉及土地、山林、祖墳等財產性官司無窮無盡。並且徽州人也不差錢，經常為了訴訟不惜血本，使官司曠日持久，歷來讓地方官頭疼不已。

江西是另一個著名例子，早在明朝，官場就有“命運低，得三西（山西、陝西、江西）”的說法。江西地方官難做，老百姓太愛訴訟是重要原因。

歸根結底，古代官場對做官難易的判斷，都是從地方官自身的利益來考慮的，風險小、油水多的官缺才是容易做的。越到清朝後期，官場上類似的潛規則越多，也就越說明吏治之腐敗。官員們人人都只為貪腐牟利，根本無人肯實心用事，為國計民生分憂，這樣的政權，自然也就離覆亡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