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賢的“房子觀”

聖賢對房子的態度耐人尋味。孔子說：“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意即如果一個人留戀家鄉的安逸生活，那麼就不配稱作士了。然而，要想過上安逸的生活，物質基礎房子恰恰是其中之一，孔子卻鄙棄，他的話裡帶有一種“身無分文，心憂天下”的豪氣。孟子曾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在他看來，只要胸懷“仁義”，就等於住在了天下最寬敞的房子裡。這二位聖人的“房子觀”的確令後人驚歎且自愧弗如。

杜甫輾轉半生，安史之亂後被迫留居成都4年，其間求親告友終於蓋了一所草堂，結果被秋風吹破，導致“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住在四處漏雨的房子里根本無法入眠，儘管如此，杜甫想到的竟然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難怪人們稱其為“詩聖”，一顆心總是憂患蒼生。

韓愈到了26歲，生活依然窘迫，他寫信對友人說：“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縕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意思是說：“我現在最感到難受的，就是窮，沒錢租房子，沒錢僱僕人，沒錢買棉袍，沒錢買吃的。我打馬出了門，不知道該去哪裡。”其實，韓愈的窮是相對的，比起一般人來說，他出行還有馬騎。當然，韓愈有一大家子人要養，開支的確很大。為了取得豐厚的經濟收入，他經人引薦到節度使幕府工作了5年，俸祿不斷增長，“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收入水平大大提高。再加上給人寫碑文志文所賺取的稿費，韓愈終於在知天命之年，在長安買了房子。韓愈把房子視為自己30年辛苦奔波的最大成就，於是寫了《示兒》，向孩子們表達內心的驕傲與喜悅：“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拼搏了大半輩子終於有了自己的家，能不高興嗎？

蘇軾，由於特殊的經歷，其對房子有著特殊看法。一生顛沛流離的他，甚至親手營建過好幾處房屋。蘇軾被貶黃州後，官俸微薄，餬口靠開荒，住房也要自己造。元豐五年（1082），“雪堂”建成，“有屋五間，果菜十數畦，桑百餘本，身耕妻蠶，聊以卒歲也”。因一時沒有事可做，百無聊賴的他，在房子東邊一個山坡上開始種花種菜，“東坡居士”便由此得來。他又模擬大自然，將茫茫雪色塗抹在茅屋四壁，晝寢其中，隱几晏坐。紹聖四年，蘇軾遷入“白鶴新居”。那座宅院很氣派且是海景房，有房20間，正廳、書齋等一應俱全。然而好景不長，三個多月後，蘇軾再次被貶，不得不告別新居，來到海南。那裡“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蘇軾只得在城南桄榔林買地建房，新居名曰“桄榔庵”。那裡狹隘低溼，沒有了“雪堂”的純潔，也沒有了“白鶴新居”的閎敞。蘇軾卻安之若素，“且喜天壤間，一席亦吾廬”，一邊入鄉隨俗，積極適應當地的生活，一邊追和陶淵明詩，求取內心的安寧。可是，人畢竟不能生活在真空裡，還是要回歸現實。蘇軾為了建造房子，窮盡一生的力量。黃州時期，雪堂求道，建造了根基。到了惠州，漸成規模。來到海南，終於宣告落成。到了海南，寫作《和陶歸去來兮辭》，才徹底改變了家園觀念。他把“歸來”重新定義為迴歸自己的本真狀態，所以不論他在哪裡，都已經是在“家”了。

北宋時期的杜衍卻對房子看得很淡，“不營生事”“不買田宅”，官至宰相，連一所宅邸都沒有。他退休之後到南京（今河南商丘）養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驛舍是臨時居所，據說杜衍死後，其夫人才拿出壓箱底兒的錢買了一所小房子，安度餘生。

古代官員的任命實行“避籍制”，多半是異地任職。隋煬帝之後，對官員攜帶父母、子女隨行任職的規定不斷放寬，古代社會是否屬實暫且不論，但司馬光和好友範鎮在開封是鄰居卻是事實。

北宋真宗時期的李沆對於房子卻表現出截然不同的風範。他做宰相時在開封蓋房子，大廳前面建得很窄，僅能容一匹馬掉頭。有人說太寒磣了，李沆笑著說：“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意思是，這個住宅將來是要傳給子孫後代的，他們倘若沒有本事，只能靠前輩的影響做個小官兒，這樣的規模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