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史籍中,對流行病的記載比比皆是,所用的名稱有疫、疾疫、癘等。
中國歷史的破壞力的確非同一般。
從中國古代疫災發生的具體原因看,疫災的發生往往與其他災害相伴而生。一般而言,大災之後,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屍體得不到及時處理,細菌和病毒便會大量繁殖,從而導致疫災發生。如隋代大業八年(612年),天下大旱,繼而發生大疫,染疫者多死。北宋慶曆八年(1048年),河北發生大水災。次年三月,又繼發疫災。元代至順二年(1331年),衡州連年大旱,接著發生癘疫之災。
古代防疫方法
大多數古人對於流行病的認識,是很難從科學的角度作出判斷的。他們往往把疫情的發生歸結為不順應天道而造成的天對人的懲罰。
先秦時期,傳說顓頊帝有三子,生而亡去為鬼,其中一個居江水是為疫鬼。為此,人們每於疾疫發生時,作法以驅除疫鬼。《周禮·夏官》中所提到的方相氏四狂夫即是專門的驅疫鬼者。此四人身披熊皮,頭戴面具,執戈揚盾,帥百隸逐室毆疫,此即後世儺戲的由來。此外,歷代流行的設醮、紙船送瘟神等民俗,也都是驅疫鬼的具體形式,連端午節的龍舟競渡也與驅疫鬼有關。
好在醫學的發展讓人們的這種觀念漸漸淡薄下來。如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職期間,鑑於泉州城內水溝湮閼歲久,“淤泥惡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為癘疫”,乃作《開溝告諸廟祝文》,興工清理溝渠。又如南宋吳芾於乾道二年(1166年)知隆興府,當地“舊有豫章溝,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曰:‘溝洫不通,氣鬱不洩,疫癘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塏以居。”
一旦出現疫情,對病人採取什麼手段呢?許多典籍表明,是隔離。這種方法自古有之,而且,除此之外,再無更好的方法。《漢書·平帝紀》記載:“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而到了南北朝時期,此則成為制度。蕭齊時,太子長懋等人曾設立了專門的病人隔離機構──六疾館,以隔離收治患病之人。
然而,隔離這一方法的推行並非一帆風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甚至遭到極大的反對。晉時就有記載說當朝臣家染上時疫,只要有三人以上被感染,即使沒有被染上的人,在百日之內也不得入宮。這種有效的隔離方法卻被當時人譏諷為“不仁”。這種觀念根深蒂固,疫情出現以後,很少有人自覺地採取這種措施。所以,儘管古人對防疫做了很多努力,其效果還是不明顯。每次疫情死亡的人數並沒有隨著醫學的進步而有所減少。
一旦出現疫死者,屍體作為主要傳染源,該作何處理?《周禮》所載,從先秦時期開始,就有了處理無主屍體的做法。此後,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會掩埋死者屍體。如南朝梁武帝時,郢城大疫,全城十餘萬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給死者賜棺器盛殮,以防止疾疫傳染。在宋代,官方每於災害過後招募僧人掩埋屍體,以度牒為獎勵。如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帶大疫,官府遂招募志願者,凡掩埋屍體達200人者則給度牒一道作為獎勵。此外,從北宋末年開始,各地普遍設立漏澤園制度,以掩埋因貧困無以安葬的無主屍體。宋代以後,各地均效仿這一制度,普遍建立漏澤園,從而減少了由屍體繁殖傳染病毒細菌的機會。
至於治療疾疫的藥物,除了專業醫書所載的藥方之外,散見於古代文集筆記之中的驗方、偏方尚有不少。如蘇軾在《與王敏仲書》中提到治療瘴疫的藥方為:“用姜、蔥、豉三物,濃煮熱呷,無不效者。”《宋史·外國·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穀吐蕃的鐸督部族發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藥物為白龍腦、犀角、硫黃、安息香、白石英等76種。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載的一則事例,所用治疫藥物為柏葉,頗有神奇之效。《靖康紀聞》中記載的治疫藥方為黑豆湯,其方為:“黑豆二錢(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黃色),右二味以水二煎一盞,時時服之自愈。”元人筆記《輟耕錄》中記載:元朝初年時,元軍發生疾疫,以大黃療治,所活近萬人,效果亦極顯著。
“我們畢竟走在中國前頭了”
古代時政府對於疫災的防治頗讓人欣慰。然而,這只是在幾千年的防疫過程中零星閃爍著的幾點光芒。也有許多“會辦事”的大員對健康有效的防疫體系的建設起到了不可思議的壞作用,譬如清代的李鴻章。
1896年5月李鴻章時來運轉,作為清廷“欽差頭等出使大臣”來到俄國,參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禮。
尼古拉二世素喜鋪張排場,所以此時俄國各地都舉行了各種大小集會,慶賀沙皇加冕。然而由於組織不周,在莫斯科的霍登廣場舉行的群眾遊藝會來人過多,混亂不堪,發生嚴重擁擠,造成近2000人死亡。當時的俄國總理大臣維特伯爵在《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一書中說,李鴻章見到他後,仔細向他打聽有關訊息,並問維特“是否準備把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詳情稟奏皇上?”維特回答說,這件事情的詳情已經呈報皇上。
哪知,李鴻章聽後竟連連搖頭對維特說:“唉,你們這些當大臣的沒有經驗。譬如我任直隸總督時,我們那裡發生了鼠疫,死了數萬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健康狀況良好。”然後他又自問自答道,“您說,我幹嗎要告訴皇上我們那裡死了人,使他苦惱呢?要是我擔任你們皇帝的官員,當然要把一切都瞞著他,何必使可憐的皇帝苦惱?”對此,維特這樣寫道:“在這次談話以後我想,我們畢竟走在中國前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