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硝煙的絕密行動

1942年，經歷過日偽“掃蕩”和自然災害的太行山根據地，陷入極端困難境地。針對上述情況，延安決定，地處蘇北、山東的新四軍撥款支援晉冀魯豫邊區軍民。

如何穿越敵人重重封鎖，將數千萬元的款項和貨物運達太行山？

為此，財經戰線的地下黨員，打通了“上海站”“青島站”經由“天津站”進入太行山根據地的重要交通線，從1943年秋到1944年10月一年多的時間裡，上演了一場“千里大調款”的絕密行動。

千里運抵太行山根據地的物資款項，解了邊區燃眉之急，穩定了敵後根據地的軍心、民心，為抗戰作出了貢獻。

江南來電

索堡鎮索堡村，位於邯鄲涉縣縣城西北二十多里，村子依傍著清漳河，周圍重巒疊嶂，綿延起伏。

在索堡村中央，有一座坐北朝南的三層小樓，是村裡最高的房子。小樓的主門極窄，僅能容一人進出，樓房外牆有一米多厚。從樓外望去，就像一座碉堡。

這裡，是晉冀魯豫邊區稅務總局舊址，邊區稅務總局、邊區工商總局、邊區貿易總局等中共重要部門均曾在此辦公，是邊區財經管理重地。

1942年，日偽軍連續在華北地區推行“治安強化運動”,對抗日根據地反覆“掃蕩”.同時，華北尤其是太行山地區蝗災蔓延，旱災肆虐，疫病流行，太行山根據地軍民生活陷入極端困難境地。

為了支援邊區，受八路軍前方總部委派，1943年，晉冀魯豫邊區工商總局局長王興讓，指揮財經戰線上的敵後工作者，完成了一次千里大調款的傳奇任務。

這次調款行動的起因，是一封來自江南的電報。

1943年年初，新四軍軍部首長陳毅得知邊區軍民度荒情況後，來電向八路軍總部首長表示，新四軍蘇北、山東地處沿海，物產豐富，有糧食、海產品等，除自用外，可抽調一部分支援晉冀魯豫邊區。

這無異於雪中送炭。

但太行山和新四軍根據地遠隔千里，中間有日軍碉堡、公路、鐵路重重封鎖，如何將東西從蘇北、山東安全運來，是個難題。

完成這項重要而艱鉅的任務，要選派得力人員與新四軍接洽，要有敵佔區工作經驗的人員秘密接收和轉運物資，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位精明強幹的指揮員統籌協調所有事情。

王興讓，30歲，1932年入黨，1941年7月調任晉冀魯豫邊區工商總局局長，對邊區經濟工作情況熟悉，有經貿工作經驗，交際廣，朋友多。他先天缺失一隻右臂，人稱“獨臂局長”.

1943年3月，一份糧食緊缺的邊區糧食報告呈到了王興讓面前。

邢臺臨城石家欄，每集（意為從集市上）調劑糧食百餘石，每人限購一斗或五升，仍供不應求。購糧者均在七百人以上，很多人等了兩三天，仍沒買到糧食。

邯鄲武安陽邑鎮糧店，常常只有幾百斤糧食，而需要調劑的糧食達幾千斤。

河南林縣、安陽，邯鄲磁縣、武安一帶，沒有糧食可調劑。而內地市場，因過分控制糧價，有糧人不願賣，市場上普遍缺糧。一些縣城不讓糧食出縣境，否則就處罰和沒收。

王興讓深知，糧食問題不抓緊解決，根據地就會餓死人，如果民心不穩，春耕生產無法順利進行，對敵鬥爭就會受到很大影響。

恰在此時，他接到上級通知，要他前往山西省遼縣麻田鎮，那裡是中共北方局、八路軍總部所在地。

總部首長將新四軍有意援助太行山、總部決定接收物資的事，簡略說給了王興讓。

想到此事責任重大，絲毫馬虎不得，王興讓說：“給我一點兒時間，讓我回去考慮一下。”

“需要多長時間？”首長問。

“一個月吧。”就這樣，王興讓接受了任務，成為這次千里大調款的“指揮員”.

究竟該如何穿越日軍層層封鎖線，將新四軍援助的救災物資安全運抵太行山？王興讓將地下商業網點、物資運送渠道、敵佔區的有關情況細細捋了一遍，他必須制定一個萬全之策。

方案“出爐”

王興讓將一張地圖掛在辦公室牆壁上，檢視新四軍根據地所佔區域和接敵區、敵佔區，經過一個月的思考謀劃，一幅千里運輸圖，在他腦海中勾勒出來。

幾天後，王興讓向總部的領導詳細彙報了此次調款工作的初步設想。

首先，要選擇調款中轉站。

整體上看，線路經過的北方地區，條件比較成熟。中共北方局在北方很多城鎮，包括北平、天津、安陽、新鄉、邯鄲、武安等地，均有地下商店、秘密交通站和社會關係，各類物資透過已經開闢的貿易通道，貨物賣成錢，錢買成貨，三轉兩倒，可以運達太行山根據地。

而南方地區有些困難，需要在上海建立一處商業網點，與新四軍對接，而且必須物色一位合適人選，在上海潛伏，負責接收和交接的聯絡工作。

總部領導向王興讓推薦了派往上海的聯絡人，晉冀魯豫黨委研究室的女研究員吳青。

時年29歲的吳青，生長在上海一個富有愛國思想的家庭，家裡對女兒的抗日愛國行動報以支援的態度。而她的愛人，就是當時犧牲不久的新華日報社社長何雲。而且，吳青在上海具有長期居住和工作的條件，便於開展工作。

天津是這次調款的核心轉運站，天津方面的負責人，王興讓選擇了天津“晉泰昌”貨棧的掌門人趙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