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士張伯苓:中國新教育啟蒙者

[ 歷史故事 ]

“你是中國人嗎?你愛中國嗎?你願意中國好嗎?”1935年那堂著名的“開學第一課”上,教育家張伯苓對南開學子提出了3個問題,拳拳赤誠溢於言表。演說中,最令張伯苓感慨的,是國家已處於危牆之下,人們還不能團結一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華北隨即面臨日寇的蠶食,很多人卻沒有意識到危機。

這“愛國三問”無異於醍醐灌頂,激發了學生們的愛國之志。張伯苓對學生們說:“如果你們是中國人,愛中國,願意中國好,那麼就改掉自私狹隘的毛病,為國為公團結起來!”

“允公允能,日新月異。”這是58歲的張伯苓1934年在南開30週年校慶上確定的南開校訓,他希望南開學子為國盡力,不斷創新。縱觀張伯苓這一生,也是以這8個字為人生追求。他是國士、仁師,是偉大的教育家,可以說,張伯苓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不停地創辦南開系列學校,併為此奉獻終生。

從1904年張伯苓與嚴修創立南開學校,倡導新學,到1919年兩人創辦私立南開大學,再到1947年牛津大學宣佈承認南開學歷,南開的故事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高等教育的縮影——飽經戰亂仍努力擁抱文明,委身政治仍努力維持獨立。這也成為張伯苓一生艱難辦學的人生寫照。

國幟三易,棄戎從教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1895年北洋水師一敗塗地,全軍覆沒。1898年,中國威海衛軍港上空,日本太陽旗降落,中國黃龍旗升起,接著,黃龍旗降落,英國米字旗升起。

一名22歲的水兵目睹這場接收和轉讓儀式後喟嘆道:“我在那裡目睹兩日之間三次易幟,當時說不出的悲憤交集,乃深深覺得,我國欲在現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創造一代新人。我乃決計獻身於教育救國事業。”

這名水兵就是張伯苓。

1876年4月5日,張伯苓出生在天津的一個秀才家裡。1889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入駕駛班,學習航海,著名思想家嚴復是他的老師。1894年,張伯苓以“最優等第一”的成績畢業,進入北洋水師艦隊實習,那一年他剛好18歲。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張伯苓作為實習生,目睹了北洋水師的慘敗。日軍佔領了威海衛,張伯苓無艦可開,只好回到家裡,等候派遣。

1896年,張伯苓被派到“通濟”號練習艦上服務。1898年,在各國的壓力下,日本將佔領的威海衛、劉公島等轉租給英國。張伯苓奉命隨同辦理接收和轉讓手續,也就是在這裡,他看到“國幟三易”的醜劇上演,這極大地刺激了張伯苓,他憤然從軍隊辭職,決心棄戎從教。

構建南開教育體系

張伯苓辭職回到天津後,在紳士嚴修的家館教書。嚴修,字範孫,天津人,早年入翰林,後出任貴州學政、學部左侍郎等職。戊戌變法失敗後,他辭職返鄉,但仍堅持認為中國需要改革,後來與張伯苓一起創辦了南開系列學校。

1903年和1904年,張伯苓兩次東渡日本,考察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教育,其辦學規模和教育方法使張伯苓震撼,“知彼邦富強,實出於教育之振興,益信欲救中國,須從教育著手”。1904年10月,在嚴修的支援下,私立中學堂成立,張伯苓任學堂監督(校長)。1907年,校名改為南開中學堂。

晚清廢除科舉制後,學子們紛紛投入新式學校學習,但是當時國內大學匱乏,比如偌大的天津,只有一所北洋大學,而且只開設工科和法科,沒有一所綜合性大學。於是嚴修與張伯苓決定在南開中學的基礎上,建立南開大學。

1917年,嚴修與張伯苓先後抵達美國考察大學建設,學習如何組織和建立私立大學。當時,張伯苓特地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研修教育——要辦好學,自己要先學好。

那一年,張伯苓已經41歲。

在一年多的學習時間裡,張伯苓刻苦認真,不斷比較美國和日本的教育制度,再結合自己的實踐和想法,逐漸創立了一套適閤中國的教育理論。

1918年,張伯苓學成回國,開始著手創辦中國人自己的大學。他和嚴修等人開始四處募捐,因為辦私立大學最缺的就是資金。

為了籌錢,張伯苓四處低頭求人,但他認為這不丟人:“我不是乞丐,乃為興學而做,並不覺難堪。”在各界人士的鼎力相助下,1919年9月25日,南開大學正式宣告成立。

在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先後創辦成功的激勵下,1923年,張伯苓在嚴修的支援下創立南開女子中學;1928年,南開小學正式成立;1932年,張伯苓又支援創立了南開經濟研究所和應用化學研究所,從而構建了一個完整的南開教育體系。

中國私立大學拓荒者

“近幾年來,每當我見到張伯苓時,他總是說,只有他深知我的苦處,也只有我深知他的苦處……”這是曾任燕京大學校長的司徒雷登為張伯苓紀念文集《別有中華》所作的序,“在中國,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國家辦理的。辦私立大學,張伯苓是一個拓荒者……在政局混亂的歲月裡,張伯苓建立起他的教育體系……”

與公立學校不同,私立學校的校長除了要管理之需要而定教育之方針”,還可以在學校裡開辦工廠,既滿足學生工讀的需要,也為學校創收。比如應用化學研究所下設的化工廠,其開發的金屬磨光皂、油墨等輕工業產品,暢銷華北乃至全國市場,不僅擴大了社會影響,也取得了相應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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