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場暗流湧動、風雲多變，稍有不慎，輕則罰俸摘官去爵，重則滿門抄斬、株連九族。元朝政壇有著封建官場的一貫風貌，明爭暗鬥層出不窮，也有著自身特色，所謂“鉤考”即是其中之一。在元朝，特別是元初的官場中，“鉤考”可是個要人命的詞兒。蒙漢色目官員，可謂是“畏鉤如虎，人人談鉤色變”。
所謂鉤考，又稱理算，意即現在所謂的審計制度，依據鉤考的結果，可以當即問責處罰官員。審計巡察中國自古就有，所謂“上計”“勾復”“磨勘”等。但元朝的鉤考理算，結合了蒙古從波斯學來的“忽爾扎”（特別法庭）制度，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體現著其背後錯綜複雜的政治路線鬥爭，規模和殘酷程度可謂空前。
與忽必烈有關的兩次大鉤考
元朝最早的鉤考可能是在元憲宗四年（1254）春天，蒙哥汗派遣耶律鑄、帖木而忽禿赤到燕地區核算錢糧，七月又“詔官吏之赴朝理算錢穀”。這些鉤考理算規模小，還未掀起大浪，真正有元朝特色的大鉤考，還是發生在憲宗七年（1257）的阿藍答兒鉤考。
阿藍答兒鉤考的緣起本身就有著複雜的政治背景。其時，元憲宗蒙哥作為蒙古大汗，坐鎮漠北和林，以大半個歐亞大陸主人的身份，統領大蒙古帝國全域性。他委任他弟弟忽必烈，也就是後來的元世祖，總領漠南漢地事務，同時負責對南宋作戰。
忽必烈為統治好中原漢族地區，重用漢人，身邊圍繞著竇默、姚樞、劉秉忠、郝經等漢族大臣，以漢法治漢地，恢復經戰火洗劫的中原經濟。此外，忽必烈在軍事上也立下赫赫戰功。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忽必烈的所作所為遭到了嫉恨，有人便向蒙哥檢舉忽必烈，說他“王府諸臣擅權為專利事”。蒙哥是個專斷的人，他也擔心忽必烈功高震主，威脅到他的位置。於是便對忽必烈安排了一次鉤考。
此次鉤考，由丞相阿藍答兒、參知政事劉太平主持，設立“鉤考局”，鉤考物件為忽必烈主管的陝西宣撫司、河南經略司等。鉤考目的是清查忽必烈王府擅自截留徵收的錢糧稅賦，並強制其立即清還。
此次鉤考相當嚴苛，執法也十分嚴酷。“虐焰熏天，多人迫與死”，忽必烈手下大量親信官員，廉希憲、趙良弼等都被鉤考局拿下，不少人被嚴刑拷打，死在獄中。忽必烈為避災禍，聽從謀士姚樞的建議，交出權力，親奔漠北向蒙哥謝罪，事情才由此作罷。
忽必烈用切身經歷，體會到了鉤考的厲害。在他上臺以後，就把鉤考作為一項好用的政治工具，使用十分頻繁。
鉤考是對官員的考核懲辦，自然會成為官場鬥爭中整治政敵、打擊異己的絕佳武器。就拿至元十七年（1280）阿合馬鉤考江淮行省一事來說。中書省平章政事阿合馬與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江淮行省右丞崔斌不和，就想著鉤考江淮行省，把這兩個人搞掉。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鉤考局查出阿里伯“擅支糧四十七萬石”，應追還寶鈔一萬二千錠，涉及金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性質十分惡劣。阿里伯和崔斌被以“欺盜官糧”之罪處斬。
但風水輪流轉，阿合馬掌權時得罪了太多人，最後被“義士”刺殺。他死後，他的爪牙親信也都被鉤考了一回。至元十九年（1282），浙西宣慰使遊顯又鉤考了江淮行省，查出贓款合計四百餘萬。江淮行省原先依靠阿合馬得勢上臺的黨羽們這可真倒了血黴，罷官的罷官、下獄的下獄。
“打鐵自身不硬”的鉤考
簡言之，鉤考是元朝蒙漢雜糅的政治制度體現，也折射出元朝漢法和蒙古法兩條發展道路之間的矛盾。
遊牧民族落後的劫掠習俗，導致了元朝財政的超限支用。頻繁鉤考意義在於追徵稅款，是確保財源的重要手段。
遊牧民族長期以來透過劫掠手段獲取財富，領主也透過分封土地、賞賜珍寶手段籠絡下級。這種習俗在元朝國家財政方面得到了延伸滲透。元朝政府無視經濟發展的正常需要，竭力搜刮地方財富，以供皇室消費，或用於賞賜功臣貴族。毫無節制、濫行支用的開支，導致了財政上的巨大壓力。至元二十六年（1289）一年財政赤字就達到白銀一百萬錠。故此，元朝廷任用商人出身的阿合馬、盧世榮、桑哥等“理財名臣”，透過加稅、增發貨幣、撲買包稅等手段獲取掠奪民間財富。
鉤考則是對這種“劫財”手段的補充保證，查一查該徵的稅是不是都收齊了，稅是進了國庫，還是被下面的貪官汙吏吃掉了。
頻繁鉤考也是提高中央集權、限制地方權力的手段。蒙古的傳統是實行分封制度，把地封給下屬，能按期上貢就行。但隨著蒙古政權接手對農耕地區的統治，為適應新形勢，便推行“漢法”，設立郡縣，建立中央集權制政府。
對地方行省、府路州縣進行鉤考，正是朝廷強化集權、控制地方官員的良策。欽差大臣定期不定期地來檢查工作、審你的賬、治你的罪，讓你整日擔驚受怕，只得對上面唯唯諾諾、俯首聽命。
由於鉤考的主要目的在於為統治者斂財，鉤考局的官員很多“打鐵自身不硬”，說是來整飭腐敗，自己卻腐敗得要死，藉機來吃拿卡要。這導致了鉤考局所到之處民怨沸騰。宋元之際的文人鄭思肖透過漁夫鸕鷀捕魚的比喻，揭露鉤考強制追徵稅款，對百姓的壓榨盤剝：“鸕鷀得魚滿頷，即為人所抖取；鸕鷀更取魚，人又抖取；勞無窮，利甚鮮。”
對鉤考不堪其苦的還有各級地方官員，特別是漢族士大夫們，他們一向對鉤考持反對態度。反對鉤考的奏疏不斷，說鉤考“義肆虐厲民、空其家財”，“剝害生民”，“大家巨室無悉破壞，甚至逼女為娼”。他們說鉤考凌虐百姓，自己為民請命，請廢鉤考，但更多的是出於自身的利益。
鉤考在朝野上下得罪人太多，至元二十八年（1291）在主持多次鉤考的權相桑哥倒臺後，全國上下廢除鉤考呼聲高漲。十月，御史中丞玉昔帖木兒上奏：“鉤考錢穀，自中統初至今三十年，更阿合馬、桑哥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餘黨公取回賄賂，民不堪命，不如罷之。”忽必烈出於安定統治集團人心的考慮，便順水推舟下詔，罷鉤考錢穀，“詔下之日，百姓相慶”，大呼皇恩浩蕩。
之後，忽必烈還處死了“迫殺吏民”的納速剌丁滅裡、忻都、王巨濟3名鉤考官，“以謝天下”。元初轟轟烈烈的大鉤考運動就此收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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