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的遺恨

“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國門，不和親，不納貢，不稱臣，不割地”是當代網際網路對明朝十六帝二百七十六年國運的一個總體評價，相對於清末統治階層為了保護自己的身家性命和集團利益，從而作出的種種“賣國”行徑，明朝的這種骨氣顯然更討人喜歡。

但是作為一個最容易被塗抹的事物，歷史從來只給你看最好的一面。明朝自成祖遷都北京以來，兩次遭受滅國之災，誓死不南遷，第一次扛住了，第二次卻落得身死國滅，看似毫不相關，卻緊緊聯絡。那為何從周朝開始，歷代王朝為了儲存實力都願意南遷，這招唯獨在明朝行不通呢？這正是我們今天的話題，明朝南遷之謎。

明朝的第一次亡國危機出現在公元1449年，該年六月，瓦剌太師也先率領四路大軍南下侵擾，明英宗朱祁鎮率領大軍親徵，卻不想一戰即敗，不僅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等66位大臣戰死，甚至連朱祁鎮自己也被瓦剌活捉，史稱“土木堡之變”。但是事情並沒有就這樣結束，到了八月，也先裹挾朱祁鎮等一干俘虜，率領瓦剌大軍再度向北京逼近，明面上說是要送明英宗回國，而實際上則是趁機攻取北京。

“土木堡之變”以及瓦剌大軍再次南下的訊息傳入京城，舉朝譁然，明朝人自成祖“五徵漠北”後，這是第一次體悟“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恐懼，也是第一次覺得“天真的要塌了”。京城的達官貴人們紛紛南逃，有帶著全家老小的，也有帶著鉅額財富的。

當然了，雖然大家都知道京城可能保不住了，卻從沒有人會認為明朝會滅亡。畢竟此時整個黃河以南大片土地都還牢牢掌控在朱明皇室手中，在長江以南，更是國泰民安，歌舞昇平，加上南京一直都是明朝中樞的留都，所以此時翰林院侍講徐珵結合天象，建議遷都南京，以避兵刃，再圖山河，並得到部分大臣的支援。

但是很顯然，自古懦夫都是要遭到世人譴責的，雖然太祖、成祖給自己的後代留了一個避難的“留都”，可此時明朝士大夫以程朱理學為主的新儒學理念深入，他們從小就被教育“寧可站著死，也不跪著生”，新任兵部尚書于謙更是怒斥：“言南遷者，可斬也！”

禮部尚書胡濙、戶部尚書陳偱等六部重臣隨即附和，其中更得保守派孫太后支援，其餘大臣哪還敢再多說，只能固守北京，迎接這輩子最大的一次“豪賭”。

當然，答案我們都知道，最後是有驚無險，明朝賭贏了，瓦剌大敗，也先不得不遣派使者進貢議和，並歸還明英宗朱祁鎮，史稱“京師防衛戰”。

“京師防衛戰”把主戰派代表于謙推向了榮譽和歷史道德的制高點，戰後形成的“於黨”更是對其馬首是瞻，甚至朝廷所有官員的升遷都由於謙決斷，反之如徐珵等建議南遷的官員則被內廷訕笑，升遷無望。

後來，徐珵拉下臉去求于謙的門生，于謙見其確有能力後向景泰帝舉薦，則落得一句：“此議南遷徐珵邪？為人傾危，將壞諸生心術。”

是的，不管徐珵提議南遷是忠於朝廷，還是由於私心，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已經被人綁在道德制高點鞭打了，於是隻能改名“徐有貞”。徐有貞或許不知道，雖然這個時候提議南遷自己被恥笑，但是在100多年後，因為沒有南遷，直接導致了明朝的滅亡。

透過一些歷史資料的反映，我們一直覺得崇禎雖然為帝不行，但是在個人品德上，以身殉國的態度一直都是歷代君王道德典範，所以那句“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也”才會得到那麼多人的認同，但實際上，他就是個懦弱的亡國之君。

早在崇禎十六年，清軍由牆子嶺入關，數月間把薊州、真定、河間、海州（連雲港）等地掠奪一空，次年再次北歸震動京師的時候，崇禎就召集內閣首輔周延儒，並同其商量南遷之事，並命令他不要將此事洩露出去。

這雖然是崇禎第二次召見大臣言明南遷，但實際上在後宮中，南遷的事早就已經被分成兩派爭論不休了。其中支援南遷的是崇禎的周皇后，她曾數次向崇禎提及南遷，另一派就是以天啟懿安皇后張氏為首的舊派，以祖宗家法為令，嚴正抗拒南遷。

當然，此時大明還沒到山窮水盡的時候。況且崇禎能夠繼任帝位，張皇后居功甚偉，以致其極其尊重這個皇嫂，張氏曾反問崇禎，“祖宗宗室在此，遷安往？”問得崇禎啞口無言，他也就打消了南遷的念頭。

然而誰都沒有料到，形勢急轉直下。到1644年正月，明朝內線主力軍孫傳庭部全軍覆沒，李自成在西安稱帝，國號大順，東渡入晉，劍指京師，一片坦途；而明朝的外線，薊遼總督洪承疇松山兵潰被俘，全遼防線全線崩潰，只剩吳三桂孤守山海關，後金對整個明朝志在必得。自此，崇禎不僅“中興美夢”成為泡影，京師能不能保住都成了問號。

對的，即使此時也沒人認為明朝會亡，吳三桂的關寧鐵騎困後金於關外問題不大，張獻忠勢力在川，而李自成要華北讓給他就讓給他，只要崇禎帝南遷到留都南京，那麼整個大明至少血脈可保，固守江南完全不成問題。

於是整個朝廷又為南遷起了爭執，崇禎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文華殿上，李明睿主張“聖駕南巡，徵兵親討”，李邦華則提議“（太子）監撫南京，臣等輔（崇禎）帝堅守”，不過不管是崇禎親自退守南京，還是讓太子去南京，都算是“南遷”一種方式。

但是正如“京師防衛戰”中的徐有貞，在明朝，提南遷不僅會傷害到守舊派諸如張皇后等皇親國戚、大臣的利益，更會受到新儒學下制高道德的譴責。以給事中光時亨為主的一眾大臣堅持拒絕南遷，各個都想效仿大英雄于謙。

實際上，當時滿朝上下都明白這個道理，能夠坐在堂上的沒一個人不是人老成精。支援南遷與否，自古從來談不上誰忠誰逆，不過是大貴族的利益取捨罷了。崇禎自然也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早在後金攻下瀋陽時，他就秘密派人接觸後金進行和談，不想訊息外洩，崇禎面子掛不住只能作罷。後來李自成西安稱帝，又進行了一次和談，最終還是無法妥協。但是作為一國之君，這個決定終歸還是要崇禎下的。

結局我們都知道，光時亨沒有成為于謙，崇禎也沒有成為景泰帝，在當日朝議的文華殿上，崇禎最後丟下一句：“國君死社稷，古今之正。”以表其朱明骨氣，最後北京城破，吊死在煤山上，成為後世帝王楷模。

等等，崇禎怕死嗎？他怕。實際上那句“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也”，罵的就是拒絕南遷的大臣，所以他言下之意並不是臣子沒能力，而是他們拒絕南遷以致亡國。等到大順軍兵臨城下的時候，崇禎還召見鞏永固想要南遷，結果鞏永固直接回復“人心已去”。於是不死心的崇禎喬裝打扮想混在太監堆裡溜出京城，沒想卻失敗了，最終走投無路才去了煤山上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