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建武十三年正月的一天，光武帝劉秀外出洛陽城打獵，回來時已是深夜。依照法令，時辰一過，城門便不得隨意開啟。不過劉秀是皇帝，顯然並沒意識到法令還能管到自己，身邊的人恐怕也沒有這樣認為的。車駕來到上東門時，看守城門的官員叫郅惲，任憑外面人聲鼎沸、反覆叫喚，就是堅持“拒關不開”。劉秀讓身邊的隨從親自去協商，提出可以先開啟一道縫，讓郅惲從門縫中看一看，到底是不是皇帝的車隊、皇帝的親信。郅惲卻表示：“燈火遼遠，無法看清。”仍然拒絕開門。不得已，御駕車隊只能掉頭，繞到了東中門。東中門的守官沒有郅惲那麼較真，一聽說皇帝的車隊來了，趕緊大開城門迎了進去。
第二天，劉秀還沒來得及回想昨晚這樁令他大失顏面的事情，郅惲倒是主動上書了。或許是為了照顧皇帝的情緒，他沒有再提起不給劉秀開門的緣故，而是重點指出：“昔時周文王不敢沉迷遊獵，以萬民為憂。如今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奏章呈上去後，劉秀看了大為感慨，隨即下令賜予郅惲布百匹，同時將東中門的守官貶放到了參封縣。這就是中國古代著名的“郅惲拒關”的故事有了一個欣慰結局。
過了 50 多年，到了漢和帝時期，郅惲已經去世，他的兒子郅壽繼承乃父遺風，同樣剛直不阿、嫉惡如仇。由於得到之前漢章帝的器重，郅壽歷任冀州刺史、尚書令、京兆尹，此時又任尚書僕射，掌管機密，職權極重，連當時權傾朝野的大將軍竇憲也不得不高看一眼，甚至讓門生送書信給他，有所請託。竇憲是竇太后的哥哥，兄弟幾人倚仗竇太后為後臺，把持朝政，無所不為，“朝臣震懾，望風承旨”。偏偏郅壽和他父親一樣，也是個犟骨頭，不但不買竇憲的賬，而且一看到竇憲請託的書信，當即把送信之人綁縛詔獄。此外，郅壽還屢次上書，痛陳竇氏兄弟惡跡，將之比為王莽，敦請朝廷加以警戒。幾次衝撞下來，竇憲大怒，終於找了個藉口誣告郅壽，並逼迫郅壽自盡而死。
郅惲父子，一個先辱後榮，一個先榮後辱，人生境遇如此蹉跎反轉，實在不能不令人嗟嘆。而透過父子二人不同的命運，再回過頭來看郅惲拒關的故事，也彷彿使人更有不一樣的體會，即這個故事的主角，其實不是秉公執法、敢做敢言的郅惲，而是不動聲色、深沉寬厚的皇帝劉秀。
同樣是指陳時弊、發表意見，郅惲遇王莽而困，遇劉秀而生，郅壽則沒有父親那麼幸運，直接被竇憲逼入絕境。這也告訴我們，敢於直言，關鍵不在於說了什麼，而在於遇到什麼樣的進言物件。如果這個物件足夠包容、從善如流，那麼不但無後顧之憂，而且還會受到鼓勵；而如果這個物件沒有如此雅量與氣度，則直言不諱可能引來殺身之禍。試想，如果劉秀也是如王莽、竇憲這般老虎屁股摸不得，則郅惲又怎能求得善終？同樣，如果郅壽遇到的是劉秀一般的賢君明主，則不但將安然無事，恐怕還會因禍得福、大受褒獎。
其實，早在郅惲之前，遠在春秋時期，孔子就反覆探討過邦“有道”“無道”的問題，其中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其實說的都是，形勢比人強，可以為則為，可以言則言，同樣，可以止則止，可以藏則藏，否則，不但言而無益、行而無果，而且可能自討苦吃、自受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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