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家族的沉浮

作為中國古代諫臣的楷模，魏徵與唐太宗“君明臣直”的形象受到歷代封建統治者的推崇，並深入人心。然而，魏徵的歷史地位並非從一開始就得到確立，而是一個抑揚起伏的過程。

唐太宗與魏徵

貞觀初，朝廷對於治國方略有過一場爭論，唐太宗最後接受了魏徵行“王道”的主張。所謂的“王道”，就是以道德、仁義治國。貞觀十一年以後，太宗功業既成，王道政治漸漸鬆懈，以至於魏徵接連上疏，重提禮義治國，言辭甚為激烈，但太宗優容之，從未抹殺魏徵的功績。貞觀十二年，太宗宴請群臣，再次提到魏徵的功勞：

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人，成我今日功業，為天下所稱者，惟魏徵而已。

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魏徵病重將卒。按照當時的禮制，人死後要停靈於家內寢堂上。然而魏徵一生清儉，家內竟無正寢。當時，太宗正要在宮內營造一座小殿，聽說魏家沒有寢堂，就下令用自己營造小殿的木料給魏徵建了寢堂。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正月，魏徵病逝，太宗親臨慟哭，廢朝五日，本想以最高禮遇安葬魏徵，但魏徵妻裴氏以魏徵遺願婉拒，最後喪事從簡。太宗親自為魏徵神道碑撰寫碑文並書丹，代表了官方層面對於魏徵一生功績的蓋棺定論。

魏徵身後的落寞

魏徵去世的貞觀十七年，正是太子李承乾與魏王李泰為皇位爭得不可開交之時，李承乾後因謀反案獲罪，屬於太子集團的杜正倫被流放，侯君集被殺，這兩人都是魏徵推薦的，當時就有人跳出來說，魏徵結黨，這觸動了太宗敏感的神經，他對魏徵的信任因此受到強烈衝擊。之前，太宗將女兒衡山公主下嫁魏徵嫡子魏叔玉，適逢魏徵去世，婚事不得不延緩，但此時情勢已經逆轉，就在魏徵卒後六個月，太宗不但手詔廢除了聯姻，還下令將魏徵神道碑仆倒。

太宗這一次僕碑，表明君臣相知的神話已然破滅。貞觀十八年十月至十九年九月，太宗發動了對高麗的戰爭，結果無功而返。當他途經昭陵，遙望魏徵墓時，追思起魏徵的犯顏直諫，感慨如果魏徵還在，必定會勸阻這次遼東之役的。於是太宗慰勞魏徵妻兒，派人祭奠魏徵墓，把之前仆倒的神道碑重新立起來。

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太宗薨，九月二十四日的敕書中指定的配享功臣名單裡沒有魏徵，說明太宗對於魏徵的心結並未完全開啟。

到了唐中宗神龍二年（公元706年）閏二月十五日的敕書 中，才規定魏徵配享太宗廟。當時，中宗剛剛復唐不久，需要一些撥亂反正的措施來收攬人心，對前代功臣的尊崇是重要舉措之一，魏徵正好趕上了這個契機。至唐玄宗開元中，魏家寢堂遭受火災，魏徵子孫哭三日，玄宗特令百官赴吊，意在昭示天下自己追慕太宗、尊崇功臣，復貞觀故事的決心。不過此舉帶來的效應可能只是一種象徵意義。

魏徵後裔的沉浮

魏徵卒後的落寞無疑影響到了整個家族。

魏徵有四子：叔玉、叔琬、叔璘、叔瑜。

嫡長子叔玉襲爵鄭國公，卒官光祿少卿，贈衛尉卿。叔玉嫡子魏膺，官秘書丞，神龍初襲封鄭國公。另有一子魏載，官至懷州司兵參軍，後因可能參與了唐宗室反對武則天的起兵，被流死嶺南。長房一直居於長安魏徵老宅，魏膺以後子孫生活貧困，連日常的祖先祭祀都無法維持，到魏徵玄孫魏稠時，不得不把老宅質賣，子孫流散。

次子叔琬是書法家，官至國子司業。叔琬有子名魏殷，官至蔡州汝陽令，贈潁州刺史。這一支遷居洛陽。

三子叔璘官至禮部侍郎，武則天時為酷吏所殺，後裔湮沒無聞。

幼子叔瑜卒於豫州刺史任上。他在書法史上很有地位，史書上說他“善於草隸，妙絕時人，以筆意傳次子華及甥河東薛稷，世稱前有虞、褚，後有薛、魏”。叔瑜有子二人：魏獻、魏華，魏獻事蹟無考。魏華以書法知名於世，官至太子左庶子，封爵武陽縣開國男，開元十年卒葬於洛陽，說明這一支也遷居洛陽了。魏華有子七人，其中有名魏瞻者，官至駕部郎中。

總的來說，魏徵子輩活動於高宗、武則天時期，擔任的多是四品官，只有叔瑜做到了三品官，四兄弟均知名當時，整體上屬於唐代的“通貴”一族。第三代主要活動於中宗至玄宗時期，除了魏華官居四品外，其餘人都是五品及以下小官，顯示家族已逐漸退出“通貴”行列。

魏徵歷史地位及遺產

魏徵歷史地位的快速抬升出現在安史之亂以後。亂後重建社會秩序，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加強教化，崇尚實學。魏徵所倡導的“王道政治”又重新彰顯出歷史價值。

唐德宗是安史之亂後頗有作為的一任皇帝。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十二月，朝廷檢勘武德以來實封陪葬配饗功臣們名跡崇高者，魏徵居宰臣一等第五位，這是高宗以後官方首次明確給予的定位。

魏徵歷史地位的重新提升，給後裔們帶來了命運的轉機。如唐敬宗寶曆元年（公元825年）正月，魏徵五世嫡孫魏猗授湖州司馬；唐文宗大和二年（公元828年）十月，魏徵四世孫魏可則授南陽縣尉。這都屬於額外恩典，沒有走正常的晉升程式。在中晚唐諸帝中，唐文宗對魏徵最為尊崇，這為魏氏中興創造了機會。大和七年（公元833年），魏徵五世孫魏謩中進士，成為同州刺史楊汝士的僚佐。兩年後，楊汝士升戶部侍郎，當時文宗急切地想複製如太宗與魏徵那樣的君臣關係，積極尋訪魏徵之後，楊汝士趁機推薦了魏謩。這一年十月，魏謩被提拔為右拾遺。唐宣宗即位後，魏謩備位宰相。唐宣宗經常說：“魏謩綽有祖風，名公子孫，我心更重之。”可知其重用魏謩，和魏徵有很大關係。

從中宗到玄宗開元前期，由於“貞觀故事”成為朝野共享的一種重要政治資源，官方開始主動提升魏徵的歷史地位。此時，統治者對魏徵的理解基本集中在“忠直”上，認為臣下敢於進諫、皇帝勇於納諫，這就算是恢復“貞觀故事”了，也就是說，“貞觀故事”已經變成了一種符號，魏徵也被符號化了。這勢必造成一種可以預見的後果：一旦皇帝對“貞觀故事”不再感興趣，官方對於魏徵歷史地位的評價自然會下降。開元中期至德宗即位前，魏徵就處於這樣的境遇。德宗以後，由於局勢的變化，魏徵的歷史價值再次凸顯出來。

隋唐之世，隨著門閥勢力的逐漸萎縮，功臣後裔走向衰微本屬常態，魏氏家族在唐前期的發展狀況亦印證了這一點。然而，其家族的興衰又天然地與先祖魏徵密不可分，究其根源乃在於“魏徵”在後來被符號化，變成了一種政治資源，這是其家族區別於其他功臣家族的地方。因此，忠直、極諫是魏氏興衰的關鍵，從這個意義上講，魏徵其實一直都沒有離開過他的子孫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