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覺前賢畏後生

顧隨先生解釋“文人相輕”，以為文人相輕皆由自尊來，而以沉著判斷之，又不得不有所“怕”，所謂“後生可畏”也。歐陽修說“東坡可畏”，有東坡在，“三十年不復說我矣”！東坡又怕黃山溝（庭堅）。“蓋山溝在詩的天才上不低於東坡，而功力過之，故東坡有用山溝體。”顧先生說。黃山溝又怕誰呢，怕陳後山（師道），後山作品雖少，但“在小範圍中超越山溝”，因此，山溝又說：“陳三真不行及！”

晚清以至民國，“不覺前賢畏後生”者大有人在。光緒奮發自強，欲廣求人才。一日，光緒問翁同和：“卿與康有為比較以為怎麼？”翁曰：“康之才勝臣百倍。”翁既有自謙也有雅量。廖季平所著《公羊論》，與其師王湘綺《春秋公羊傳箋》陳義多有不合處，湘綺對季平說：“睹君此作，吾愧弗如。”王氏當然有自謙的本錢。素愛臧否人物的葉德輝曾說：“清末有四人講‘公羊’，王壬秋、廖季平、康有為和我。我們各有各的‘公羊’，內容絕不相同。”

這話若讓康有為說，絕不會是這樣。康氏歷來自視甚高，睥睨眾人。康氏號長素，蓋謂其學識長於素王孔子也。甲午會試題為，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康文的結語寫道：“夫孔子大矣，孰知萬世之後復有大於孔子者哉？”閱卷者咋舌棄去。1891年，康有為在眾高足簇擁下，移居廣州，正式掛牌講學，是為萬木草堂。康氏自封為“素王”，但他當時僅僅是個童生，他的頭號門徒梁啟超卻是個新科舉人，正所謂“秀才老師，舉人學生”。1893年，做了20年童生的康有為最後一次拎著考籃，與一群10餘歲的嘻嘻哈哈的小年青一同進入廣州考棚，拼卻老命，終於中舉。兩年後，又在北京會試中了進士，正如鄭板橋所言：“如今脫得青衫去，一洗當年滿面羞！”鄭板橋是康熙秀才、雍正舉人、幹隆進士。

康氏常發奇怪之論。據魯迅記載，康周遊11國，一直抵達巴爾幹，終有所悟——外國常有“弒君”之亂，皆因宮牆太矮！1895年，康有為開端著手製定一系列新的計劃，包含擬定在巴西建立一個“新我國”的計劃。他以為巴西地廣人稀，是我國移民的理想去處。史家蔡尚思說：“康有為的短處是太主觀，太武斷，太附會。”康有為有一方印，刊句雲：“維新百日，出亡十三年，遊三十二國，行四十萬里路。”《蟄存齋筆記》雲：“如此印章得未曾有，可謂清季有數人才矣。”

梁啟超也是位卓異的人物，史家許倬雲曾說：“像任公那樣天賦超群的人，近百年來，恐怕難找了。”任公在戊戌變法時期，基本上仍是一個康有為思想的鼓吹者，“無一字不出於南海”。逃亡日本後，他開端廣泛涉獵各學科，汲取世界最新常識，自構思想體系，逐漸在思想上、政治上超越了其師康有為。“康梁”的次序變成了“梁康”。特別是與孫中山觸控後，梁啟超逐漸改變保皇思想，由改良而漸變為急進。1899年夏秋之間，梁啟超乃至致信其師康有為，勸其拋棄保皇思想，信中說：“國事敗壞至此，非庶政揭露，改造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賢明，舉國共悉，將來革新成功之日，倘民心敬愛，亦可舉為總統。吾師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啟超等自當繼往開來，以報師恩。”康有為得信後極為憤恨，指示梁啟超立刻脫離日本前往夏威夷，到那裡從事保皇會活動。此時，梁啟超已不再是萬木草堂的總學長，雖有時礙於師命而不得不聽從於康有為，但隨著歲月的流逝，梁啟超已逐漸成為改良主義常識分子中最有號召力的領導者。特別是他手中那支筆，使他成為當時最有聲望的輿論家，他的文名乃至使康有為黯然失色。1902年，本著“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前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的想法，梁啟超揭露宣佈文章，以為教不必保，也不行保，從今以後，只有努力保國而已。

師徒二人再度會面，是在1917年張勳復辟之時。梁啟超得知張勳復辟的音訊，當即宣佈通電對立，電中指出：“此次首造逆謀之人，非貪黷無厭之武夫，即大吹牛皮之墨客。”武夫是指張勳，墨客就是指他的老師康有為。一起，他還親入段祺瑞軍中，參贊戎機。梁啟超在反袁稱帝和對立張勳復辟中均發揮了關鍵性的效果，可以說他是兩次“再造共和”的大功臣。康有為參與張勳復辟事敗後，杜門懺悔，漸入頹唐。晚年有句雲：“窮老無事，江山定居。天地既閉，松菊猶存。杜陵避亂則堂築浣花，司馬放還則園稱獨樂。將築園林，與木石俱。”

梁啟超終身多變，嘗自言：“不惜以今天之我，難昔日之我。”康有為則終身不變，頑固至死。人曰：“康有為太有成見，梁啟超太無成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