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洛矛盾”從暗的分歧發展到明的衝突，是在廣昌戰役開始之前和失敗之後。
廣昌戰役失敗博洛發生衝突
廣昌是中央蘇區的北大門，坐落在盱江左岸。年月，敵人集中個師兵力向廣昌作堡壘推進。博古、李德決定全力保衛廣昌，與敵人“決戰”。張聞天和毛澤東都堅決反對組織廣昌戰役。對張、毛的意見，李德、博古根本不聽。他們調集紅軍主力個師的兵力，並親赴前線直接指揮，採取以集中對集中、堡壘對堡壘的陣地戰和“短促突擊”戰術，企圖“禦敵於國門之外”。
從月日至日，紅軍部隊進行了歷時天的廣昌保衛戰。敵人依仗空軍、炮兵的優勢，步步為營，向廣昌推進。紅軍部隊雖然英勇戰鬥，大量殺傷敵人，但由於戰爭指揮的根本錯誤，兵力消耗巨大，終於不得不放棄固守廣昌的計劃，在月日撤離。廣昌戰役的失敗，完全是李德、博古推行單純防禦軍事路線的結果。約在月上旬“中革軍委”的一次會議上，張聞天對博古他們提出嚴厲批評。指出：廣昌戰鬥中同敵人死拼，是不對的。
博古不但不接受批評，反過來給張聞天亂扣右傾的帽子，說張聞天這種指責是普列漢諾夫反對年俄國工人武裝暴動那樣的機會主義思想。張聞天一向溫和沉靜，面對博古這種蠻橫態度，也無法按捺內心的氣憤，當即予以批駁，據理力爭。張聞天越講越激動：博古同志說我是普列漢諾夫，是機會主義，這是汙衊！我堅持，廣昌戰爭同敵人死拼是不對的！張聞天在發言中還批評博古過於重用李德，說：我們中國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點主意。
博古找張聞天交談給“提示”
博、洛兩人在會上爭得面紅耳赤，相持不下，會也沒法開下去了，結果不歡而散。到會的其他同志，沒有一個表示意見。事實上，軍委的大多數同志都是贊成張聞天的意見的。只是在那樣的場合，不便發表而已。三軍團司令員彭德懷在廣昌戰鬥後就曾當面斥責李德“是圖上作業的戰術家”，說他們把好不容易創造的根據地斷送掉，是“崽賣爺田心不痛！”
事後，或許是博古意識到這樣對待張聞天不好，或許是李德對博古有所批評，博古曾找張聞天交談，似乎是傳達李德的意見，說：“這裡的事情還是依靠從莫斯科回來的同志。”意思是博洛不應該鬧摩擦。張聞天無意於將莫斯科回來的同志抱成一團，因此對這種提示沒有理睬。更重要的是，博古他們絲毫沒有從廣昌戰役的失敗中吸取教訓，在軍事行動上仍然堅持“短促突擊”“分兵把口”等戰術，在敵軍新的進攻面前，又兵分六路，實行全線防禦，完全處在被動挨打的境地。博洛之間的分歧當然無從縮小以至彌合，更何況博古他們還在組織上排擠張聞天呢！
張聞天同毛澤東逐步接近
在“博洛矛盾”逐步加深，博古同張聞天的關係逐漸疏遠以至發生衝突的同時，“毛洛”，即毛澤東同張聞天之間，卻逐步接近以至互相信任和合作。
張聞天和毛澤東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年初。年月張聞天加入了當時的青年進步組織“少年中國學會”，年月毛澤東也參加了這個組織。由這一層關係，他倆早已相互知道對方了，只是毛澤東對“少年中國學會”的活動並不怎麼熱心，張聞天又時去國外，在年代兩人未見過面。年月張聞天從莫斯科回國以後，在上海期間，對中央蘇區與毛澤東的情況時有所聞。那時，從臨時中央政治局到蘇區中央局，對毛澤東總的說來不僅不尊重，而且還排斥、打擊。張聞天在文章中、在會議上也是採取這種態度的。張聞天的這些錯誤主張和做法是當時以“左”傾冒險主義為指導勢所必致的，但他同毛澤東既未共事也無直接衝突，在個人關係上並沒有什麼嫌隙。
張聞天同毛澤東會面、相識，是在年初進入中央蘇區之後。開始，張聞天對毛澤東的思想與才幹並不真正瞭解，關係平常。不久，張聞天分工管理政府工作，同毛澤東接觸的機會多起來。這時，張聞天同毛澤東在一些重要問題上觀點一致，例如，在執行“共同抗日三條件”宣言、同十九路軍簽訂協定和支援等策略上，他們就都是同博古等人有重大分歧的。
人事變動成為歷史契機
張聞天同毛澤東接近並開始合作的歷史契機，是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及其後的人事變動。
年月中旬在瑞金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使“左”傾路線的錯誤發展到了頂點。經過這次全會，張聞天在黨內的職位沒有什麼變化，但實際擔負的工作有了較大的變動。在六屆五中全會上，張聞天被補選為中央委員，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成員、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六屆五中全會之後，接著舉行了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張聞天取代毛澤東，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只當選連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單從表面上看，似乎張聞天得到了一定的重用。然而，身處黨內高層矛盾漩渦中的張聞天，卻已經比以前“更明顯的感覺”到，這是一種極為巧妙的“排擠”。他在延安整風中回顧這段歷史時寫道：“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博古開始排擠我。五中全會後，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的具體步驟。”“派我擔任人民委員會工作，對於李德、博古同志說來，是‘一箭雙鵰’的妙計。一方面可以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另方面又可以把毛澤東同志從中央政府排擠出去。”
張聞天內心有這種感覺，行動上還是服從中央集體的決定。從年月起，他的辦公地點和住處，從黨中央所在地觀音山搬到了沙洲壩，同毛澤東在一處辦公，住的院子也緊靠在一起。共事增進了彼此的瞭解，張聞天同毛澤東在思想上、感情上逐漸接近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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