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強人沙祖康

“秘書長先生，我這個人比較直，講話比較衝，很多朋友說我這個風格要改改，您的意見如何？”沙祖康對現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稱自己是農民外交家，性格坦率，不喜歡繞彎子。潘基文則回答說：“千萬別改，聯合國需要這樣的風格。”

2007年7月1日，曾服務於中國外交37年的沙祖康，在紐約聯合國總部正式就任聯合國負責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副秘書長。

以往，在國際外交界，中國外交官面帶笑容、溫文爾雅的儀態，常給人以東方人特有的神秘感。而“不太相信外交辭令”的沙祖康，卻被美國報紙譽為 “令人震驚的坦白”。

出身貧苦

1947年，沙祖康生於上海，父親當時是上海英國亞細亞汽油廠的工人、中共地下黨員；母親則在一家紡織廠做工。上世紀50年代，父母響應國家號召，回到江蘇宜興郵堂鄉的決西村。但決西村並不是沙祖康的祖籍，多年以前，沙祖康的上輩家人是從蘇北撐一隻“放鴨船”來到了相對富庶的蘇南，當時這樣的人被稱為“南漂”或“江北佬”。在普遍貧窮的年代，沙祖康一家在當地人眼裡，仍然是“窮得不得了的人”。

由於父親雙腿有殘疾，母親體質又不好，作為家裡子女中的老大，沙祖康不得不挑起家裡的重擔。 “我在老家小時候什麼都幹過，養兔、養雞、養鴨、養羊，還有田裡的莊稼活兒，種麥啊、插秧啊、割稻啊，全乾過。”

由於飢餓，對於沙祖康和弟弟來說，每天討論誰來舔食盛粥的容器是一個重大的決定。“太陽也會在我的門前走過的。”面對生活的困窘，個子矮小的沙祖康始終沒有放棄希望。

1962年，沙祖康升入楊巷中學高中部。當年高中時期的兩位老師徐宇成和任康年都提到了沙祖康當年的英語老師——史鳳雲，這位抗戰時期為美國飛行員做過翻譯的老師，對學生要求嚴格。他選出十幾個同學組成英語興趣小組，寒暑假每天抽出一兩個小時給他們上課。沙祖康被選入英語小組後，很受器重，英語成績也一步步提高。

1965年沙祖康參加了高考。考試那天早上，沙祖康就吃了一塊老南瓜。沙祖康的高考應該是在飢餓中完成的，證據之一就是考完試的沙祖康昏倒在了街頭。然而，飢餓卻並沒有影響沙祖康的臨場發揮，中學老師任康年評價說，沙祖康“考得出乎意料”。

沙祖康最後考上了重點大學南京大學英語系。相對於興奮的沙祖康，其父母卻是愁容滿面。最後，原郵堂鄉黨委書記吳海清以個人名義擔保，沙家從人民公社信用社借了22.5元錢。再加上鄉里和村裡救濟的六十元錢，沙祖康以“先報到，0心態，去了南京大學。

大學遇到 “老媽”蔣克

上了8個月，“文革”就開始了。沙祖康的同學蔡錦秀回憶說，“在文革後期，兩個人都成了逍遙派。但這種‘逍遙’使人苦悶，前途渺茫，看不見希望”。而沙祖康當時把精力都花在了學習上，“外邊批判什麼書，沙祖康就看什麼書”。

蔣克是當時沙祖康所在系的黨總支書記，當時同學們都叫她“媽媽書記”。這位“媽媽書記”今年已經88歲，提起學生沙祖康，她仍然興致盎然。

她記得沙祖康入學的第一個冬天還穿著單衣，她後來給了沙祖康一件棉大衣。趕上星期日，沙祖康會去蔣老師家，一個月至少去兩次。但他從不在老師家吃飯——總說吃過了。1969年國慶節後，全系師生步行兩天到七十多里外的溧陽農場勞動。“沙祖康跑過來埋怨我走得慢，卻一把把包拉過去背在了自己身上。”當時蔣克已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跟在學生隊伍裡算再教育，沙祖康不好直接說幫她拿行李，只好藉口說怕她耽誤整個隊伍的程序，幫她揹包。

畢業前，蔣克在路上碰到沙祖康，兩個人就坐在南京珠江路的路牙子上開始了長談——當時中央軍委和外交部兩家單位都要沙祖康，沙祖康說，以他的個性更想去當兵。蔣克幫他分析說，外交部新成立不久，十分缺人，而部隊的老幹部已經很多了。於是沙祖康聽從了蔣老師的建議，去了外交部。

沙祖康和家人

沙祖康到外交部工作不久，回到家裡探親。臨走時，看見家裡困難的狀態，就把身上穿的衣服和襪子都留給了父親，而自己穿著父親的舊衣服與舊襪子趕路回京。在溧陽換車時，由於天色已晚，沙祖康決定住在這裡，在旅店裡他遇到了麻煩。

旅店服務員看到沙祖康穿得過於破舊，擔心他付不起住店的費用，就說沒有房間了。沙祖康當時很生氣，於是他拿出了自己外交部的工作證。沒有想到，服務員的態度又轉到另外一個極端，把沙祖康領到了旅店裡最好的房間。沙祖康後來告訴家人，他硬著頭皮住了下來，認為第二天結賬時肯定要出洋相，甚至做好準備,不行就把手錶抵押給旅店。

沙祖康的二妹沙益英1993年到北京時，發現侄子沙磊的涼蓆是破的，電風扇也沒有。而沙祖康本人還穿著破背心，襪子也是破的。當妹妹詢問時，哥哥說，“將就這麼過”。這一年夏天，沙磊考上了北京外國語大學，姑姑沙益英最後花了200塊錢給侄子買了一個電風扇。

沙祖康的母親是在2000年過世的。過世前的一個星期，母親打了一個電話給遠在國外的兒子，正在參加國際會議的沙祖康因為正忙，沒有多說便掛了電話。

一週後母親就去世了。這件事對沙祖康的打擊很大。沙益英說：“大哥在母親遺體安放的那間老屋鋪上草蓆，一住就是三天。”

“其實我們也知道大哥真的是太忙了。”沙益英說，沙祖康完全就像一個“機器人”，一天到晚都在忙工作，每天都要到凌晨才會去睡。“現在如果不吃安眠藥，大哥已經睡不著了。”

沙祖康是兄妹五人中的老大，對於妹妹和弟弟們來講，沙祖康是幸運的。當時，即使成績好，也還要由村裡推薦上學，因為沙祖康已經上了高中，村裡就不推薦沙家的子弟去上學了。沙祖康的弟弟只上到了初中，後來就一直做農民。

沙家的小妹沙益芬，身體不好，在老家生活也比較困難。在大哥沙祖康赴紐約就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這一個夏天，小妹沙益芬仍然在宜興市裡賣西瓜。

沙祖康的公私分明甚至表現在很小的事上。一次，沙益英給哥哥的辦公室打電話，由於是長途，要求哥哥撥回來，沙祖康執意這樣通話——因為辦公室的電話是公費，說她花的錢，沙祖康個人給她報銷。

沙益英說，大家能體諒大哥，也對大哥的正直表示欽佩。

“妻離子散”的小家庭

1999年秋，時任外交部軍控司司長的沙祖康每天騎腳踏車上班，從方莊到外交部，要騎40分鐘。和北京的普通居民一樣，他騎著一輛舊腳踏車，他甚至還向宜興來專訪他的記者沈重光傳授經驗：“這樣的車才不會丟。”

同樣，他不準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上學的兒子沙磊住校，而是要求他每天騎車從方莊到北外，僅單程就得騎一個半小時，也就是說沙磊每天要騎3個小時的腳踏車。

在兒子沙磊十多歲時，沙祖康領兒子回了一次家鄉，對於一個居住在城市的少年、家裡的獨子，沙祖康卻執意讓兒子挑糞。沙磊沒有幹過農活，但最後還是完成了任務。

沙磊從北京外國語大學畢業後，進入了外交部，沙祖康一家三口成為了“外交之家”。

在外人看來，一家三口都從事外交工作是令人羨慕的，但沙祖康卻形容自己的家庭是“妻離子散”。1973年沙祖康結婚後不久，就被單獨派往斯里蘭卡任大使翻譯，並且一待就是7年。1995年至1997年，沙祖康任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及瑞士其他國際組織副代表、中國裁軍事務大使，夫婦二人一同前往日內瓦，但兒子卻要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上學，一家人又不得不分開。1997沙祖康回國任中國外交部軍控司司長，而這時夫人又被派往印度大使館，並在國外常駐8年。事實上，結婚以後的34年，夫人劉瑾鳳和沙祖康之間聚少離多，分別的時間超過一半。

1999年秋天，宜興同鄉沈重光在拜訪沙祖康時見證了這樣一幕——兒子沙磊說：“我從父親的身上，看清了一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官怎樣以祖國和民族的事業為重，我覺得任何一個有志青年，都應該以此為榜樣，並且應該為此準備作出某種犧牲。”

在場的父親沙祖康情不自禁地站起來，重重地拍了一下兒子的肩膀。

行俠仗義的外交官

沙祖康從小就喜歡讀武俠小說，在中學因為在課堂看小說，曾被老師多次抓到，這一行為甚至還被寫進了操行評語。

沙祖康當時讀的是中國傳統的武俠小說，而最常被提及的一本書是《三俠五義》。這本沙祖康最喜歡的武俠小說敘寫了宋朝清官包拯在俠客、義士的幫助下，審奇案、平冤獄、除暴安良的故事。大學老師蔣克記得沙祖康有一次對她講，他“當幹部一定要當包公”。

多年以後，沙祖康並沒有實現他最初的嚮往，成為審官判案的鐵面“包公”，而是進入了外交部，成為一名致力於建立國與國之間友好關係的職業外交官，但這並沒有影響沙祖康俠義精神的顯現。在充滿矛盾與衝突的外交場合，為捍衛國家利益，沙祖康常給人言辭強硬的印象。2006年，他接受BBC電臺採訪，在回答美國對中國增加軍費的指責時，他說，“美國人最好在這個問題上閉嘴！”此話在美國傳媒界引起震動，很多人認為這會成為中美外交的一個“事件”，但美國外交官們卻不以為然，因為他們太熟悉沙祖康的言辭方式了，也就是在國際外交界所謂的“沙氏風格”。

沙祖康在一次講演中說，外交工作和個人的行俠仗義是可以掛起鉤來的。現在國際秩序並不公正，很多事情不公道。作為中國的外交官，作為大國的外交官，至少應該主持正義。他說，大家都不主持正義的話，恐怕有的歪風邪氣就要橫行霸道了，那是不能允許的。

沙祖康就任聯合國主管經濟與社會事務的副秘書長，有人認為，從普通的外交人員到聯合國副秘書長，沙祖康的一生算是“平步青雲”。在接受德國《歐洲經濟時尚導報》採訪時，沙祖康卻並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說：第一我不算“平步”，第二也沒有“青雲”，37年中也是一路坎坎坷坷、並不順當。我的性格脾氣，就決定了我並不可能太順當，碰到什麼事情，都喜歡發表個人看法，而且從來不刻意迎合別人的觀點。所以可以想象，我這樣的人如果能夠“平步青雲”，那可算是奇蹟了！他的同學蔡錦秀也同樣認為，以他的性格，他的一生已然是一個奇蹟了。

沙祖康經常稱自己是“農民外交家”，在強調自己言行具有農民風格的同時，他也經常說，自己要回到家鄉當農民——他的家鄉古城宜興正是當年蘇東坡晚年居住的地方，蘇東坡曾在這裡讀書講學、買田卜居、渴望終老。

沙祖康喜歡抽菸，37年就抽一個牌子“紅雙喜”。他也喜歡喝酒，沒事的時候和朋友喝兩杯。沙祖康身體很好，2003年，他的大學老師蔣克就曾見到時任中國駐聯合國特命全權大使的沙祖康一個人和兩個小夥子打網球，還佔盡上風。他的另外一個愛好是游泳。對此，在日內瓦的外交圈甚至還流傳著一個關於沙祖康的佳話。

2004年，日內瓦舉行瑞士的國慶招待會，各國使節都在日內瓦湖的遊船上。沙祖康打完招呼就跑掉了，在車裡他換好了游泳褲。當使節們在遊艇上飽覽湖光山色時，沙祖康卻在水裡向他們揮手致意，船上的高官們因此驚異地歡呼起來。

沙祖康說：我離開日內瓦最大的遺憾是什麼？那就是我不能在日內瓦湖游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