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利亞發生毒氣彈事件

2013年8月21日(農曆2013年7月15日)，敘利亞發生毒氣彈事件。當地時間2013年8月21日，敘利亞首都Arbeen，敘利亞反對派譴責政府軍當天在首都大馬士革郊區發起大規模化學武器(毒氣彈)襲擊，造成數百甚至上千人死亡，臨時醫院擠滿受害者。但敘政府隨後反駁稱，在大馬士革近郊使用化武的說法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其中一個報告更指死亡人數多達1300人。敘利亞政府和軍方否認動用化武(毒氣彈)，而西方及區內國家，就呼籲聯合國化武調查員，儘速前往調查。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對有關報道表示“震驚”。遇難者遺體敘利亞毒氣彈事件被美歐部分國家大肆炒作，矛頭直指敘政府，迫不及待地為再次軍事顛覆創造機會與條件。美國似乎已完全拋棄基本邏輯與公義，真相未解就動輒軍事威脅，卻對反對派盲信縱容，已屬反常。俄羅斯明確譴責是反對派發的，其他國家則謹慎表態。總得有人發吧，到底是誰發的?邏輯推理可以確定是反對派發的，政府軍要發的話，早無數年前就打了。但是？有時就會被正常思維欺騙了。今天以國家利益劃分的叢林法則下，我們的世界黑暗與殘酷依然，“普世價值”推銷背後是殘酷的利益博弈。倖存者點評：不要盲目相信任何權威與話語，自己從細節與邏輯判斷真相。巴森姆·哈達德：敘利亞問題的歷史根源關於阿拉伯之春的起因已經有很多說法了，但很少人有人關注政治和經濟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歷史淵源。從2010年12月阿拉伯的革命從突尼西亞開始時，就有人對比過敘利亞和突尼西亞的經濟狀況，也有人歸因於長久以來的集權統治，但這並不能說明為什麼這場革命在此時發生，“社交媒體革命”的角度更模糊了真正的原因。透過對2011年一系列事件更細緻的分析，宗派和教派衝突理論一時很流行，但過去這些人卻能夠相處。後來還有人認為這是因為敘利亞是“抵抗帝國主義”的前沿。我承認地緣政治和外部干預的確會對敘利亞國內局勢產生影響，但不應該和國內問題攪在一起。敘利亞危機不能被簡單的看成正反的對立，階級、教派、地緣政治、政治體制、意識形態、國內關係和國際關係的戰略在一起促成了這場沒有出路的動亂。我之所以稱其為危機而非動亂是因為，我並不確定現在整個地區發生的變化。有些政權易主了像突尼西亞和埃及，但是不意味著會帶來抗議者希望的結果。而像敘利亞政權，他其實仍有支持者。經過一年的動盪之後，我們看到的抗議，已經受到欺壓的，不滿的群眾自發的運動。現在是中長期的，有策略的對抗，參與者包括海灣國家、土耳其以及所有想在地區內發揮更重要作用的國家。一箇中東地區阿拉伯國家所共有的特徵就是大規模的人員流動，這是自殖民時代結束後規模最大的一次。民眾之間的資訊交流造成了整個區域的多米諾效應。這就是說，即使各國民眾之間只有無形的，歷史的，文化的以及政治上的聯絡，但阿拉伯人還是一個整體。我們不應該把這個地區所有的抗議單獨的分析。但每個國家不同的政治經濟，隨著經濟的發展有了不同的走勢。另外認清在這個區域內和區域外其他國家發生的情況也很重要，個別國家間組成的聯盟的影響力，以及國際利益決定著干涉和壓力的本質和程度。美國支援的沙特軍隊前往巴林平息當地的局勢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這與巴林及其鄰國，以及其他非阿拉伯國家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利益有關。外部對平息敘利亞局勢的考量也是同理，但在政治的考量多於經濟上的。過去一年中對於腐敗的憤怒不僅僅引起了中東地區的抗議浪潮，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來民眾的憤怒，包括在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在過去數十年政治和經濟精英在面對民眾暴動過程中不斷加深的關係是我想討論的。這種權錢結合在全球的政治經濟界盛行，但在不同背景下產生了程度不同的影響。在很多阿拉伯國家，私有化程序是與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最為相關的，但單這一方面並不是造成危機的原因。要全面的衡量權錢結合的影響力並不容易，因為這需要將現有的政治、社會，以及經濟領域出現的病症一一分析：兩極分化、貧困、鎮壓以及最終的爆發，千頭萬緒，以至於很多人圖省事用文化來解釋這一切。但實際上，可以做到的是強調那些因為新精英主義、應對模式、抵抗、政府管理和生活標準而加劇的問題。乍看起來，我們可以將權錢組合的影響分為至少兩個方面，這兩方面對2011年春天所發生的事有直接或者間接的作用。從政治上講，不管有沒有其他因素的作用，過去數十年這種政治精英和財富精英的組合似乎為威權統治提供了支撐。它能使現狀合法化，因為這種結合的產物就是包括各種形式的“自由化”以及“國退民進”。由此帶來的社會變化，我們可以用“萌芽”，“增長”，或者“活躍”來形容，這被認為是政治“開放”，並由破除壟斷而帶來的經濟環境“自由”。這種變化還可以是“私有”領域的所謂增長，但這是建立在傷害國營的“公有”領域的基礎上，讓更多的人接觸到資源被認為是經濟民主化的表現。這種變化讓外人看來很是欣喜，包括那些不知道具體是什麼的“國際社會”，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對於在2004到2010年的經濟增長計劃就證明了這一點。但是人口的絕大多數，不得不為了生存而掙扎的人，並不認為以上是好的變化，因為補貼、就業和福利都在明顯下降。這種權錢結合的社會影響在2011年之前已經非常明顯了。經濟改革導致社會安全網(福利、補貼和就業)的摧毀，但這張網過去一直在支撐市場失靈帶來的貧困。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實行以來，基本的醫療和教育都受到了影響。中東地區中低收入人群一直依靠補貼才能買上生活必需品，這種補貼包括小麥、麵粉、糖和油。從有到無的變化導致了兩種危險的情況發生，一種是貧困(極端貧困)和兩極分化，中產階級越來越少，另外一種就是從“市場”中被排除出去，這就是為什麼那些未被記錄在案的經濟活動異常活躍。埃及學者指出無論是世俗主義者還是伊斯蘭主義者，對於自由市場和私有化的支援都還在繼續著，在革命之後依然如此。對於涓滴效應、緊縮預算、私有領域增長、自力更生和結束“大鍋飯”的設想依然存在。我不是不同意這樣的設想，但這樣的理論需要經過檢驗。我想說的是，還有別的發展道路和模式但很少有人提及，因為那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進行再分配。新精英主義以及其他政治和經濟政策帶來的另外一個明顯的結果就是，在私營及國營領域工人階層的利益的增長——其實沒有什麼增長。從工人到商人，這一階層力量的變化也是國有經濟改革的一部分。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權力、規則、法律逐漸從為工人服務轉向為商人服務。從80年代到90年代的商會、農民聯盟和工會逐漸由政府指派的人領導，但仍享受一些特權。政治精英在很早以前就開始為這一變化而做打算，但近幾年的變化有新的特徵。早前剝奪工人權利被看作是威權政治的專橫，是有違“道德契約”的，但現在這被稱作是“投資”和“增長”。敘利亞的意識形態背景是社會主義——民族主義，這是所有判斷、標準、意識形態、宣傳用語的基礎，因此社會兩極分化、貧困、落後被認為是“錯的”和不可接受的。而今，這些後果成了新的標準，那就是“更好的”未來，這些都是通向富裕和高效率的必經之路，但被動亂打亂了，但並不意味著這種“零和”的發展方式就被遺棄了。可能從社會經濟學角度出發，由新精英主義帶來的最明顯的變化就是大肆強調城市的發展(以農村和生產為代價)，以及非生產性的經濟活動，主要就是消費。旅遊業和服務業的增長是以製造業和農業為代價的(和土地改革以及其他法律相關)，這種增長為社會帶來了不同的需要。比如說對於技術工人的需要明顯減少，同時用來培育技術工人的教育以及培訓系統也隨著衰弱。無論是任何在“新經濟”政策下發展起來的領域，包括資訊科技，實際上都是比其他國家遠遠落後的。他們太小了，無法替代其他領域的貢獻，更不用說拿去國際上競爭。這意味著每年成千上萬的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如果這種公共政策繼續被新精英主義佔據著，不管威權政府還是新成立的政府。2011年春天所發生的事情與這場私有化改革的失敗脫不開干係。無論是從民眾的滿意度還是從可持續增長的角度。因此現在需要的是一個更有想象力的發展方式，能夠發揮私營和國營優勢，同時改善不同領域和地區的利益分配(比如工業、貿易、旅遊業、服務業、資訊科技產業以及農業，城市和農村之間)。如果將現在的革命或者抗議的起因分門別類、對號入座成私營領域投資、外國直接投資、新市場機構、新法令新法規、法制的做法顯然是錯的，但如果不從這些角度去分析，那麼就很難充分理解這場動亂的深度、廣度和烈度。發展不僅僅是規則或者市場的問題，也不可能輕易解決。那些嚴重的偏差是從各種各樣的持續的政治以及經濟失衡中來的，是從對獨立自主道路的否定中來的，包括個人的以及集體的。新的權錢結合放大了這些問題，如果不另尋出路，只會繼續惡化。權錢結合本身不足以導致持續的示威抗議。只有多項因素結合才能終止看似無法突破的恐懼。這些因素從結構上看一點也不嚴苛：政治和戰略以及個人的考量最終扮演了重要角色，顛覆了平衡，出現不可想象的結果：敘利亞的示威抗議。換句話說，在敘利亞的權錢結合帶來的經濟衰退之外，我們可以發現兩個主要因素：一是專制統治，二是示範效果。經濟嚴重衰退，精英控制公共政策，專制統治不能得到有效的修正。多年來，這些因素產生了一種高壓鍋效應，導致眾多國民出現絕望情緒，受到影響的不止人們的基本生活以及政治自由的需求。更深入地觀察這種局勢，就會發現這些因素還深深地打擊了人們的尊嚴。我認為，即使這種結果(人們的尊嚴受到威脅)也不足以在某些國家造成大規模動亂，尤其是敘利亞。敘利亞抗議示威爆發的原因是，人們覺得，現在，在突尼西亞和埃及之後，人們也可以實實在在地為此做點什麼了。在這樣的政治、經濟因素下，在人們的尊嚴受到傷害的情況下，還是需要一些策略性的準則或推動因素，激發大規模的動亂。許多觀察者問，人們為什麼願意犧牲自己生命，而且前赴後繼，尤其是在敘利亞?完全是因為長期來人們遭受的傷害，伴隨著尋找一條出路的希望。然而，一些國家出現這種變化的時機不那麼成熟，人們的不滿並沒有那麼強烈，社會機制也不允許立即挑戰或改變現狀。敘利亞就是一個合適的例子，葉門也勉強符合。時機成熟在這裡意味著，我們所討論的傷害以及更好選擇的可能性還沒能深入社會各階層或各地區的核心。因此，在大馬士革和阿勒頗也就相對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