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原大地震

在100年前的今天，1920年2月6日(農曆1919年12月17日)，寧夏海原8.5級地震。海原大地震發生於1920年12月16日晚8時06分，震級達里氏8.5級。此次地震之烈為中國有史以來之罕見，亦為世界上最大地震之一。地震釋放的能量相當於11.2個唐山大地震。強烈的震動持續了十餘分鐘，當時世界上有96個地震臺都記錄到了這場地震，被稱之為“環球大震”。據當地地方誌記載，海原大地震發生時，當地山崩地裂，房屋倒塌，一切蕩然無存，震中地區“狀如車驚馬奔，轟聲震耳，房倒屋塌，土霧彌天”，物品“如人亂擲”。在海原縣城西部，至今存有遇難者萬人墓。海原縣西安鄉一位倖存者董善徵說，“萬家水的那山合了，兩個山合到一起了，羊、人啥都沒有了。”中國地震局蘭州地震研究所原所長郭增建說，地震在當地形成200多公里的斷裂帶，有一個湖泊甚至因地面傾斜而遷移了幾公里。95歲的馬成虎住在寧夏海原縣城邊上，他這一生居於此，只是宅院由土窯洞變成平房。百餘米外，是1920年海原大地震萬人墳遺址，經過90年的風雨侵蝕，仍隱約可見一處處連綿的墳包。未曾遷居他地的馬成虎，彷彿這場20世紀全球最大地震最後的守墓人。“爺爺被打死了，叔叔被打死了。”面對南方都市報記者的採訪，馬成虎對五歲時經歷浩劫的記憶僅止於此，他一家五口人，因地震而死去兩人。這場以海原為震中心的大地震令海原縣超過一半的人口失去生命。地震的波及範圍非常之廣，其中以寧夏南部的海原、固原，甘肅中北部的靜寧、會寧、靖遠、通渭、渭源，以及陝西西部受災最為嚴重。據寧夏地震局提供的資料，海原大地震(當時屬於甘肅省，故又稱甘肅大地震)發生於1920年12月16日晚8時06分，震級達里氏8.5級。此次地震之烈為中國有史以來之罕見，亦為世界上最大地震之一。地震釋放的能量相當於11.2個唐山大地震。強烈的震動持續了十餘分鐘，當時世界上有96個地震臺都記錄到了這場地震，被稱之為“環球大震”。“這次地震有多大，我說幾個現象你就知道了。”中國地震局蘭州地震研究所原所長郭增建對南都記者說，受海原大地震影響，波羅的海海面波浪浮動達幾十厘米，而地震波的橫波與縱波都穿過了地心，日本東京當時尚不太靈敏的儀器，還檢測到地震表面波繞著地球轉了一圈，又轉了回來，“原來說死了23萬多人，也有說死了20多萬，但現在最新的研究成果是，死了27萬多人。”地震發生後的救濟，也帶有鮮明的時代印痕。“因為當時中國處於軍閥混戰，沒有有效救災。海原很多人都埋在萬人墳了，好幾個人埋在一個墳裡。”海原縣地震局局長劉剛對南都記者說，當年海原的遇難者後代，目前也已遷徙到周邊各省，每年的12月16日，萬人墳這裡會陸續從甘肅、青海、陝西及寧夏其他地方湧來上千名祭祀者。但在海原之外，這場死亡人數超過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和1976年中國唐山大地震的浩劫，卻並不為更多人所知。在汶川、玉樹接二連三發生地震的當下，塵封許久的海原大地震被再度挖掘了出來，成為供國人憑弔與檢視的標本。在寧夏自治區政府的牽頭下，建設中的海原地震博物館將於明日———海原大地震90週年祭日舉辦開館儀式。本月8日，南都記者在現場看到，博物館內部裝修仍在緊張進行，尚未進行布展。劉剛介紹說，屆時將會舉辦海原大地震學術研討會，並請阿訇在萬人墳上舉辦祈禱儀式。“兩個山合到一起了，羊、人啥都沒有了”“1920年12月16日，大約是晚上8點鐘，在中國某些城市以及和它鄰近的國家，觀測到一些異常現象。不能說成都、大名、上海和海防相距很近，要知道從成都到大名大約1200公里，而從海防到上海大約1900公里。可是，在上述時刻，在成都法蘭西領事館，在大名的耶穌教徒傳教團，在上海的英國領事館和在海防的天文臺內，所有鐘錶立刻停擺。在這些城市和所有其他許多居民點，坐在飯桌旁的人們忽然看見，吊燈開始擺動起來，後來還知道其他一些情況。在大名以北的板夏，三個閒談的傳教士忽然感覺到噁心欲嘔，他們覺得地板就像船舶上的甲板一樣開始搖擺起來，在距中國海1250公里遠的一個地方，走向市場的主婦們突然覺得暈船，北京和天津的居民也有同樣感覺……”這是海原地震發生後，蘇聯一位佚名作家撰寫的《一九二零年的中國，西方忽視了的災難》的開頭部分。誠如郭增建研究員所言，整個世界幾乎都感受到了地震的影響。與南都讀者更為相關的，在汕頭外海，地震同樣很強烈。有一艘從上海出發駛向香港的英國P和O公司的“Devanha”號客輪行至汕頭外海時感覺到像地震一樣強烈震動。“船長以為可能是船撞在了淹沒的漂流物上，但等船靠了香港碼頭以後，他一檢查船的外殼，很驚奇地發現，整個船殼都完好無損，這才想到了可能是地震引起的震動。”(據徐家彙觀測臺地震記錄《1920年12月16日大地震的概述和評註》)和千里之外虛驚一場的插曲不同，處於地震中心的人們此時正經歷生離死別的殘酷考驗。海原縣九彩坪拱北倖存者馮志錄，數年前對寧夏《在山走動的地方》記錄片攝製組描述說，“老人們說那時間地搖時……我們那個地方把山嘴子一下搖著撲下來了，山窪裡開的都是這麼寬的口子。坐人的地方，山都塌著壘了下來。”海原縣西安鄉另一位倖存者董善徵也說，“萬家水的那山合了，兩個山合到一起了，羊、人啥都沒有了。”在1922年第5期美國《國家地理》雜誌上，有一篇克勞斯、麥考米爾合撰的《在山走動的地方》報道，其中描述了海原大地震時發生的幾個現象：在夜間移動的大山，似瀑布飛落般的山崩，陷進房屋和駱駝的大裂縫，以及把村莊席捲進升起的鬆軟土海里的一切……“海原大地震現在定為8.5級，過去也曾被定為8.6級。”中國地震局蘭州地震研究所原所長郭增建說，地震在當地形成200多公里的斷裂帶，有一個湖泊甚至因地面傾斜而遷移了幾公里。黃土地質的山坡被震成粉末，形成黃土流，因為當地居民多住土窯洞，因此傷亡更顯嚴重。1958年，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所曾派郭增建等六同志組成地震考察隊，對海原大地震進行實地考察。郭增建對南都記者回憶說，他記憶比較深刻的一個故事是，地震來時，天已變黑，因為沒有電燈，甚至連油燈也比較少，很多人都待在家裡。土窯洞口多被震塌堵死，有一個窯洞後來被老鄉挖開，發現並沒有被完全破壞，一個人趴在桌子上，因沒有空氣而憋死，死前似乎是在喝水，桌上一個碗裡有油一樣的東西，彷彿是人胃裡的嘔吐物。死傷非常巨大。1921年4月3日《新聞報》報道稱，“縣城半邊坍陷，甘肅海原縣(海原彼時歸甘肅轄下)旅京學生馮君翰英接到家函曰：”初七日黃昏地震，吾鄉受害尤重，全城房屋俱被蕩平，人民死傷十之八九，吾家花涯灣山莊，全行覆沒，山崩土裂，山河更變……吾家四十餘口，除父與汝祖母外，俱歸浩劫。房屋倒盡，什物無存。全縣死傷人民共計六萬餘人……‘““牲畜死亡散失，狼狗亦群出吃人”按照《中國民報》1921年3月的地震災情調查表，海原縣死亡人數約為4.5萬餘人，被壓斃的牲畜有7萬餘頭，房屋則倒塌了8/10.半年後，翁文灝與謝家榮在“諮呈國務院內務部”的正式官方檔案，則將海原縣死亡人數確定為7.3萬餘人，約佔海原縣總人口的59%。海原縣是所有災區死亡人數和比例最高的區域。謝家榮《民國九年十二月甘肅地震報告》中對海原地震的整體描述為：“同日晚7時大震，突見大風黑霧，並見紅光。大震時約歷六分，地如船簸，人不能立，震動之方向，似自西北而來，往東南方去，有聲如雷。土石山均有崩塌及移動，尤以土山崩潰為多。山坡平地均生裂縫，長短不一。平地裂縫多有泉湧，其色或綠或黑。山崩壅塞河流之處甚多，尤甚者為南鄉。楊明後堡崖窯上，東鄉五浩堡河家溝二處，山崩壅塞河流，積水深數十丈，長五六里，寬十餘丈，水倒流。南鄉水井震後多幹，縣知事鍾文海之子女及警佐羅某均因衙署受震傾倒同時被難。城中房屋幾全數削平，城垣原系土築亦大半毀壞。”受災第二嚴重區域為固原縣，1921年呈報官方的死亡數字為4萬餘人。1958年，郭增建等人去固原進行地震考察時，還能看見不少的地震遺蹟：厚厚的磚築城牆還在，南城門上刻著“鎮秦門”幾個大字(現城牆已經被拆除)，該縣董福祥神道碑及碑亭橫截為二，上段與下段裂而不坍，其中下段扭轉了方向。海原、固原之外，其他如會寧、隆德、通渭、靖遠、靜寧等五縣，死亡人數均過萬人。12月16日的大震之後，餘震不斷，且天氣陡然轉冷。“十七日(餘震)終夜不休，倒八時陡起大風，為亙古所僅見。人民牲畜凍斃者不計其數。地吼如雷，聲勢極其危險。十八日風止，天地晦暗，地先吼後動者五次，均輕。十九日大動八次，地體日夜微搖不息。二十日大動十一次，小動十二次……”在1922年4月24日《新隴》卷1期上，詳細記載了餘震及震後天氣情況。其中，海原、固原等縣下的一場大雪，凍死了無家可歸的很多人。曾於1921年赴災區考察的謝家榮亦曾在文章中提及，這場發生在冬季的大地震，導致災民“流離失所，衣食俱無，故不死於地震，亦多死於凍餒。其後各地雖派有急賑，而交通艱難，常需數日後始達，實屬緩不濟急”。當時的《地學雜誌》在《陝甘地震記略》中報道，災後人民“無衣、無食、無住，流離慘狀，目不忍睹，耳不忍聞……一日失所，復值嚴寒，忍凍忍飢，瑟瑟露宿，匍匐扶傷，哭聲遍野，不特餓孚，亦將僵斃。牲畜死亡散失，狼狗亦群出吃人”。在死亡陰影的籠罩下，也有新生的萌動。郭增建說，1958年去考察時，聽見有人說母親在麥草堆裡生下了他。在公權力的觸角尚未能抵達震區之時，災民們依靠私力救濟共渡難關。郭增建1958年赴海原等縣時，也聽老鄉們提起，大地震剛發生時，大家不分你我，誰家有現成的飲食都拿出來一起分享，過了幾天之後，心理上就產生變化，各自考慮各自的未來，不再能隨便去別人住處吃喝了。“在大災面前，一開始有公心，後來私心居上。”郭增建說。當姍姍來遲的政府救濟終將抵達時，飽受凍餓的災民常常也會不顧生命去索取。時任固原縣公安局局長的石作梁曾回憶，由平涼運來的兩車鍋餅，剛剛抵達固原縣的郊野，就被饑民蜂擁圍堵而上攔乞，護押鍋餅計程車兵也叱之不退，這些饑民“寧甘引頸受刃，不肯舍車放行”。“當時北京報紙，連震中地址都搞不清”海原大地震來得突然，地方官署也受創嚴重，加上當時交通、通訊不便，一時之間難以組織救援。“蘭州騎馬到海原就要好幾天，更何況道路都遭到破壞。縣政府大概只有靜寧等少數地方有記載救災。其他的縣府就說不清楚了。後來政府也採取‘以工代賑’疏通道路，給災民發放工錢，但都是少量的。”郭增建說。當時的靜寧縣長是周廷元，解放後曾任甘肅省文史研究館館長。據其本人《甘肅靜寧縣大地震紀略》所稱，他在地震後的次日凌晨，就從縣倉內出糧，救濟沒有食物的災民，還從商鋪購置衣物，幫助沒有衣服避寒的群眾，又從倉庫取出帳篷搭蓋草屋充當災民住所，並電請蘭州河北醫院，為受傷民眾醫治……周廷元並非自我誇飾，當時英國在中國出版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曾刊發題為《一個甘肅縣長在地震中，十分真實的故事》的報道，用感性語言描述周廷元震後作為：“那裡的縣長是一個精力旺盛，十分能幹的人，對人民是一種真正的福分……人們對這位官吏充滿讚美。當地震來臨時，他立刻命令人們衝出去。並叫人們離開住房，然後回到室內跪下向神禱告，如神願意的話，他願以死來換取赦免群眾……當地震過後，他出來叫人們立刻去搶救那些埋在瓦礫堆中的活人……還命令出資埋葬死者和動物的屍體，以防止發生疾病。“不過，大災面前，由同樣受重創的地方官府進行救助，顯得力不從心。“那時救災慢得很，在北京報紙上，連震中地址都搞不清，國外只說在那一段。通訊條件很差，又受到破壞，耽擱了好多天才知道。”郭增建介紹說，當時甘肅在京的商人、學生和國會議員等，向政府呼籲救災，並在報上刊發了啟事。當時募捐的人很多，在京亦成立緊急募捐大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文獻顯示，甘肅省省長張廣建曾以“十萬火急”致函大總統，請求支援，但致函的時間已是地震過後一月餘———1921年1月20日。在這之前，1920年12月29日，張廣建也曾和甘肅省議會議長王世相等人向內務部致電求援。“北洋政府可能也有貪汙截留，地震發生前，正值華北五省大旱，有記載說死了50萬人。當時有個說法，要救華北五省旱災，政府賑災的款給了國際組織。1921年初，甘肅留京人員在《中國民報》上揭露這個事，寫得很好，痛罵北洋政府，大意是說，甘肅是為國家拿糧的省份，為何遇災不救，好像地圖上沒有這個地方一樣。”郭增建說。直到1923年3月19日，甘肅籍國會議員周之輪等人還在給中央賑務處的公函中，描述震後二年餘的慘狀：“敝省自震災以後，民生凋敝，日益顛連，加以雹災旱荒頻歲歉收，始則省外各縣更迭蒙災近，且流離之慘延及省垣。”這些國會議員還提到，他們屢次接到同鄉書信，獲知甘肅災民種種慘狀，“竟有蘭州有賣人肉包子之事”。目前蘭州物價飛漲，而冬季接受施粥者已超過萬人，雖然各界善款亦有施衣，但“飢凍以死者仍時有所聞”。在這封函中，甘肅籍國會議員著重提出，賑務處去年應撥給甘肅的賑災款“尚未及半”，希望體恤災區黎民苦楚迅速補齊，“庶不至無告之民長此失所也”。由此可見，中央在賑災問題上，截留應撥付的款項，問題頗為嚴重。而甘肅省長，在海原大地震後兩年多內，也換了多人，從張廣建、潘齡皋一直到林錫光。“甘肅地方政府也有救災，但據說張廣建省長有貪汙。”1958年赴海原等地考察的郭增建還聽說，後來紅軍經過該地時，還曾批鬥過涉嫌貪汙賑災款的人。翁文灝等人的調查是中國地震學的開端一直到海原地震發生5個月後，內務部、教育部和農商部才協同派出謝家榮、翁文灝等6人，前方災區進行歷時4個月的實地考察。這次考察所形成的報告，在中國地震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除了對地震發生的情形做了詳盡描述之外，謝家榮、翁文灝等人也表達了對於地震預防及應對的很多意見。中國第一位地質學博士，後曾任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的翁文灝，在《為條陳調查甘肅地震意見呈請》中表示，地震之烈是世界所恆有，但此次海原大地震死人之多卻是各國所罕聞，外國地震，人民大抵受傷者多，而死亡者少，海原地震則死者甚多，受傷而生存者甚稀。分析原因，他認為和這裡民眾多穴居黃土坡內，即便有房屋也多是泥築有關。翁文灝由此提出的改良辦法，包括“宜勸人民建築時，務用木柱樑柱相維，庶能支援”，還包括培植森林和開浚水利。有關地震研究，翁文灝亦建議中央觀象臺和農商部地質調查所應通力合作，改變目前一無專門裝置，二無專精人才的局面。他還特別提及“地震儀”的設定：“漢時張衡造地動儀，隴西地震長安先知。是我國原為地震儀發明最早之國，惜繼起無人，遂至失傳。近代歐美、日本所用之地震計，則視古代地震儀尤大進步，能于波動狀態為極精細之研究……此不可不早為之計者也。”和後來地震前兆及其預報更有關聯的，是農商部地質調查所的謝家榮《民國九年十二月甘肅地震報告》，其中提及地震前後的奇怪氣象、鳴聲及井泉漲縮現象，並附有自己的見解。定西、靜寧等縣知事的報告顯示，地震時多有大風晨霧，甘州、玉門等縣則報告地震次日大風晦暗，黃沙飛天。海原縣知事還表示，震時“見紅光”。謝家榮認為，“地震時發生塵霧或晝晦，乃因塵土菸灰等，經震動而飛揚，或因土山崩塌，黃土散滿空中致，有此現象固無足怪也。”至於紅光現象，謝家榮無法解釋，認為“恐不盡確實”。所謂鳴聲，指地震前後有如雷如炮的聲響，也有的地方地震時沒有聲音。謝家榮表示，聲浪高低似與振動強弱有直接關係，至於發聲與震動孰前孰後，似不一定。他並沒有將震前的鳴聲與地震前兆聯絡在一起。地下水的變化，也受到了關注。涇川、定西、會寧等縣報告，大震後井泉味道比以前略鹹。寧夏、靜寧、環縣等報告則稱，震後泉水升高尺許至十餘尺不等。寧夏縣的泉水較震前微溫而臭，通渭、海原等縣則有井泉枯涸的報告，隆德縣有大震前井泉忽漲，震後復原的現象。謝家榮認為，井泉的變化視各地地形地質情況而異，原本就不能一概而論，至於這些縣的報告是確實或者純屬牽強附會，頗難斷定，他只是把它列出來“以備將來之研究”。一直到30多年後，對這些異常現象的研究，在中華大地突然成為顯學。在中國地震局蘭州地震研究所研究員郭安寧看來，海原大地震的獨特之處，不僅在其震級與死亡人數之高。“翁文灝等人的調查，象徵著中國地震學的開端，具有里程碑意義。同時，中國現代地震預報的第一槍，也是從那打響的。”他對南都記者說。郭增建等人的考察打響“現代地震預報第一槍”所謂“現代地震預報第一槍”，是在新中國成立後的1958年打響的。郭安寧的父親郭增建，即是探索地震預報的代表人物之一。“那時，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剛結束，蘇聯幫助中國好多個大專案，他們的專家要求，在設計圖紙和施工之前，必須先知道這些地方的地震情況。我們就全力投入到這個工作中去。”生於1931年，1953年進入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郭增建說。30多年前發生的海原大地震，成為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關注的重點專案。同樣由6人組成的考察隊，開始從北京出發，對海原、固原、西吉三縣進行了為期20多天的訪問考察。郭增建說，他們訪問考察的重點是搞地震預報。“為何要搞預報?和當時的政治形勢有關，因為大躍進時中央提出‘兩條腿走路’，意思是土、洋兩種辦法都要搞。科研單位都提出宏偉目標。我們搞地震的提出地震預報。也是兩條腿走路，有的研究觀測地震前兆的儀器，這算洋的方面；土的方面，就是我們到海原考察。當時叫民間取經。地震前有無前兆?百姓觀察到什麼?我們6個人去全面訪問。”地下水的變化問題，被當地老百姓提了出來。“他們說地震前泉水很大，震後沒了，讓我們幫忙找。我們也找不到，因為地層都變了。”郭增建回憶，當地居民還提及，地震前後的氣溫變化，他們6人當時也為此展開討論。“這是中國第一次小規模討論地震預報問題。”郭增建說，當時只是感覺地震預報很難，並沒聽見國外有反對聲音，而且日本、蘇聯當時都說要搞地震預報。20多天的行程，使郭增建等人發現了此前翁文灝等人沒有發現的長長地震斷裂帶。對此後中國地震事業影響更為深遠的是，地震預報的前兆系統，就在這次考察中建立。有關海原地震的前兆，主要被歸結為地下水、動物、地聲、地光、氣象等方面。“以後的地震前兆基本也是這些型別，只是海城地震前多了個地氣霧。”郭增建說。他們最終寫了一份報告，用蠟紙刻了二十幾本。中國地震預報的第一槍就此打響。在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對地震前兆的觀察，都在中國相當有市場。這種情況至少在10年前就有了轉變。郭增建說，“現在很多人反對地震可以預報，主要是因為有兩個理論出現：混沌理論和自組織臨界理論。1999年，中國科協組織十幾個一級協會討論防災問題，我針對這兩個理論作了回應，認為理論上是可預測，只是我們事實上還沒有做到。”目前，中國的地震預報，處於頗為尷尬的關口。郭增建的兒子郭安寧，也是地震可預報的大力鼓吹者，不過他也承認，地震預報在國際主流學界已經失去支援，很多所謂的“地震前兆”發生時，並沒有接下來引發地震，而另一些地方的地震前，又並無這些前兆。這為“地震前兆”的判斷帶來了困難。但他又認為，這並非阻絕地震預報探索的理由。作為地震系統的研究人員，他明顯感覺到自己的主張難獲奧援。他關於地震預報的書籍，甚至於地震出版社都不願意出版。將於16日在海原舉辦的海原大地震學術研討會上，中國地震局地質研究所所長張培震將做《地震科學技術發展》學術報告，有關地震預報的話題，也將在這個最初的原點再度激發出火花。90年過去，自命不凡的人類在巨大的天災面前，更多呈現出的是無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