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動物學家伍獻文逝世

在35年前的今天，1985年4月3日(農曆1985年2月14日)，中國動物學家伍獻文逝世。伍獻文，號顯聞，男，漢族，(1900年3月15日-1985年4月3日)，祖籍浙江省瑞安縣。動物學家，魚類學家，線蟲學家。1918年就讀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農業專修科，是我國近代動物科學的創始人秉志教授所培養的首批學生之一。《中國鯉科魚類志》鉅著的主要撰寫者。在國內率先闡明鯉亞目魚類的系統發育，並提出了新分類系統。最早組織和進行了中國的海洋與湖泊綜合調查。傾心於科研組織工作和人才培養，為中國水生伍獻文生物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伍獻文，字顯聞，1900年3月15日生於浙江省瑞安市嶼頭村一個小康農家。其父粗通文墨，思想開化，後棄農經商，在鄉村小鎮開辦了一個魚行。但由於不諳經營，以至家道中落。他不顧家境貧寒，堅持讓三個兒子讀書。在伍獻文三弟兄相繼完成中學學業後，他的兩個哥哥都支援伍獻文繼續求學。但家庭的經濟條件已無法供應他上大學，於是由他自己選擇，1917年考取了既可免除學費又可供應膳食的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今南京大學)農業專修科。1920年冬，我國近代動物學研究的創導人秉志教授從美國回國，並在南京高師執教。秉志所教的動物學及其親自指導的動物學實驗、達爾文的生物進化理論、動物比較形態學等新的知識引起伍獻文的極大興趣，他暗下決心，將從事動物學研究作為自己的努力方向。1921年，伍獻文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到福建廈門市集美學校任教。一年以後，廈門大學正式成立，他轉到廈大動物學系擔任助教。廈門大學的六年生活在伍獻文的一生中是十分重要的。在這裡他所接受的動物學研究的基礎訓練，奠定了他終生事業的基礎。初到廈門大學，他跟隨S.F.賴特(Light)指導學生的動物學實驗。為了勝任這項工作，伍獻文向賴特學習動物分類學。有一次，賴特帶著伍獻文到海邊岩石上取下一種動物，要他自己去分類鑑定，他先從培養觀察、形態解剖入手，弄清楚構造，然後從門、綱、目、科、屬，一直定到種，用了一個多星期時間，終於確定這種動物是一種內肛動物的群體。這種分類學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基本訓練，給伍獻文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1925年，秉志來到廈門大學，在動物學系教授脊椎動物比較解剖學、組織學和胚胎學。在秉志的鼓勵下，伍獻文向學校註冊為動物學系學生，一面給秉志當助教，一面完成自己的學業，他在組織學和胚胎學方面的堅實基礎，就是這一時期在秉志直接指導下取得的。與此同時，伍獻文又跟隨R·何博禮(Hoeppli)學習寄生蟲，並對廈門和浙江的自由生活線蟲、江豚的肺寄生線蟲及其引起的組織病理變化進行了研究。年青的伍獻文在這裡邁出了一生事業的第一步。廈門大學畢業以後，伍獻文應聘到南京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生物學系教動物學。雖然這時他已經線上蟲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他對魚類學研究的志趣卻始終沒變。在南京只停留一年，他就辭去了中央大學的教職，於1929年接受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資助去法國留學，在巴黎博物館魚類學實驗室L.羅勒(Roule)的指導下學習魚類學。經過三年含辛茹苦的刻苦努力，伍獻文終於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中國比目魚類的形態學、生物學和系統學的研究》(Contributional’Etudemorphologique，biologiqueetsystematiquedesPoissonsHeterosomes(piscesheterosomata)delaChine.ThesesUniv.Paris，Ser.A，no.224(1932)：1—179)，於1932年取得了巴黎大學科學博士學位。從20年代初起，在秉志等動物學界先輩的努力下，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靜生生物調查所相繼成立，並建立了多種科學刊物。伍獻文出國前後，已在這些刊物上發表了一些論文。1930年，中央研究院國立自然歷史博物館在南京成立，這是我國由政府主辦的第一個生物學研究機構。伍獻文回國後，立即被推薦主持博物館動物學部的工作，同期在動物學部工作的還有方炳文、常麟定等人。為了調查祖國富饒的生物資源，他們深入到廣西、貴州、雲南等邊遠山區，採集了大量的標本，發現了許多在科學上未曾記載過的新的物種。在這段時間，伍獻文的工作涉獵面相當寬，表現出他在動物學研究上的堅實基礎。1934年，自然歷史博物館改為中央研究院生物研究所，不久又改稱動植物研究所。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日本侵略軍的炮火迅速向南蔓延，中央研究院所屬各研究所紛紛遷入內地，動植物研究所也奉命遷往湖南的長沙和衡山，幾年艱辛初創的科研條件遭受了嚴重的損失。為了起碼的科研工作需要，伍獻文和他的同事將顯微鏡和圖書資料一一裝箱帶走，卻丟掉許多私人生活用品。當時研究所已收藏了大量的動植物標本，包括一些新種的模式標本，都無法帶走。為了儲存這些標本，他們在夾牆的地下挖了一條深溝，小心翼翼地將標本一瓶瓶埋藏起來，想在抗戰勝利後取出使用。誰曾料到，八年以後，他們怎麼也挖掘不出這批珍貴的標本，盜掘者可能因為挖到的不是金銀珠寶而將這些“臭魚爛蝦”隨手倒棄了，而伍獻文他們卻為丟失這批無價之寶而終身遺憾。長沙大火又將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趕到了廣西陽朔。艱難的跋涉、困苦的生活、拮据的科研經費，並沒有動搖伍獻文繼續進行科學研究的決心。在陽朔的短暫停留中，伍獻文完成了《灕江的魚類》(OnthefishesofLi-kiang.Sinensia，10(1—6)：92—142)一文，其中描述了發現於灕江的11個新種。1939年，動植物研究所搬遷到四川重慶北碚，才有了稍為安定的科研環境。然而，中原淪喪，烽煙四起，調查祖國自然資源的計劃已難以實現。在這種情況下，伍獻文決定以室內工作為主，開展了一系列實驗魚類學研究，在形態學、組織學及生理學領域發表了許多論文。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中央研究院的一些研究所搬到上海。伍獻文和他的同事們一直到1946年才登上輪船迤邐東下，在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任研究員。1948年，他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然而，國民政府的腐敗和通貨膨脹，使已過不惑之年的伍獻文對國民黨的統治不再抱有任何幻想。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與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的全體職工一起，不顧國民黨特務的威逼利誘，挫敗了將研究所遷往臺灣的陰謀，從而翻開了自己歷史新的一頁。上海剛剛解放不到兩個月，伍獻文就接到了參加新中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備會議的通知。漂泊半生的伍獻文感到無比激動，他決心將自己的後半輩子完全獻給新中國的科學事業。他參加了中國科學院的籌建工作。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及植物研究所的藻類專業人員，於1950年聯合組成了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並先後分設青島、廈門兩個海洋生物研究室和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伍獻文被任命為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長兼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主任。1954年，青島海洋生物研究室獨立直接隸屬中國科學院領導，而水生生物研究所及其所屬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一起搬遷到武漢市武昌的東湖之濱，成為以淡水生態學為主的我國水生生物學研究中心，伍獻文一直主持該所魚類學的研究工作。在科學研究為國民經濟建設服務的方針指引下，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一直圍繞著如何加速淡水漁業發展這個中心內容進行，魚類學研究的重點也逐步轉移到生態學領域。自從1950年擔任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長以後，伍獻文陸續又擔任了許多職務。1955年被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擔任過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院長、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長和國家科委水產組副組長。他還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的常務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常委，又是湖北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副主任。雖然領導工作和各項兼職佔去了伍獻文的許多時間，但他始終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個科學家，主要的任務是科學研究。他決心為調查祖國豐富的淡水魚類資源作出新的努力。歷經20多年的標本收集、資料整理和悉心研究，圖文並茂的《中國鯉科魚類志》上、下卷分別於1964年和1977年出版。《中國鯉科魚類志》下卷出版時，伍獻文雖已78歲高齡，但壯志未衰，又作出了一個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戰略部署。他對助手們說：“我們的這部書在中國的鯉科魚類的種類及其分佈的記錄上是有很大的增加，但是在鯉科及其所屬各類群的系統和宗系發生關係上，仍不脫前人之窠臼。下一步的工作重心應該轉到研究鯉亞目魚類的系統發育上去。”經過無數個不眠之夜，伍獻文和他的助手們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提出了鯉亞目魚類的新分類系統，佔領了這個領域的世界前沿。從1924年伍獻文在廈門大學季刊上發表《浙江瑞安所產蛇類初志》的第一篇研究報告開始，60年來，他在國內外科學刊物上發表論文及專著共計80餘篇(冊)。其中有關魚類學論文45篇，有關線蟲及其它蠕蟲的論文16篇，有關節肢動物和爬行類、兩棲類等其它動物的論文11篇，還有關於海洋及湖泊調查、魚類考古學研究的報告多篇。點評：伍獻文除了在學術上有很高的聲譽之外，他的為人也得到普遍的尊敬和愛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