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戰績 有大功

1567年，明王朝除了改年號為隆慶，張居正入閣，還有一個重大事件——譚綸與戚繼光北調。

自信演習

張居正是明代最強的內閣首輔，但他畢竟是文臣，所以軍事改革的貢獻主要在大政方針上，具體改革措施還得靠戚繼光等人操作落實。

有人懷疑戚繼光南將北調後會水土不服，那戚繼光自己是怎麼想的呢？

非常自信。

1568年1月，戚繼光上奏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給自己10萬兵力，什麼難事都可以擺平；中策是給他5萬兵力，抵擋北敵南侵沒問題，起碼可以保國家數十年平安；下策是給他3萬兵力，打防守反擊也湊合。

張居正該做的、能做的都做了，現在就看戚繼光的了。戚繼光沒辜負張居正，很快就在新機構樹立了威信。不過，戚繼光得感謝自己的老部隊。儘管他是抗倭名將，但北方的明軍並不服管。無奈之下，戚繼光只好透過譚綸和張居正，從浙江調來3000人的老部隊作為嫡系。

1569年春，浙兵早晨抵達薊州時不巧下起了大雨，於是待命站在郊外，沒有找地方避雨，更沒有進城。直到晚上，浙兵任憑風吹雨打，“植立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有軍令”。這3000名浙兵成為戚繼光的教導隊，以之教練其他士兵，於是薊州部隊戰鬥力很快實現整體躍升。

1572年10月，兵部左侍郎汪道昆視察戚繼光的練兵成果，戚繼光準備了一次10餘萬人參加的演習。演習結束後，汪道昆很滿意，戚繼光也很自豪，說：“我從軍20多年，也沒見過10餘萬人一起演習的大場面。”

車兵活用

當然，這還不能真正體現戚繼光的水平，更能考驗他的事情是能否有效應對北方新的敵人。倭寇難對付，但蒙古軍隊更麻煩。

為什麼這麼說？

第一，從兵力上看，倭寇來犯時2萬人就了不得了，但蒙軍一來就是幾十萬，而且北方戰線漫長，如果敵軍集中一點突破，明軍往往只能用“眼神”防守。

第二，從兵種上看，倭寇是步兵，作戰半徑不大，相對更好防備，而蒙軍是騎兵，機動性很強，防不勝防。

第三，從情報上看，倭寇來去受氣候和季風影響大，有一定的規律性，而蒙軍來去自由，時間上基本不受約束，很難判斷其何時來襲。

不過，這一次蒙軍運氣很不好，遇到了戚繼光。在南方對付倭寇，戚繼光創造出“鴛鴦陣”。來到北方後，他想出了車、騎、步三大兵種聯合作戰的辦法，以車兵為主角，將三者混編。需要提醒的是，戚繼光陣中戰車上不是站著士兵而是躺著大炮，作戰時專門對付敵人的騎兵，打亂其陣型，然後騎兵和步兵衝殺。戚繼光自言，車兵的威力“所恃全在火器”。

戚繼光這種戰法創新的核心在於把車兵用活了。車兵在戰國時期就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後來車在軍事上基本只有一個用途——運糧。戚繼光則根據實際情況讓車兵重返歷史舞臺，還擔當主角兒，與步兵和騎兵聯袂演出，收到化腐朽為神奇的效果。

戚繼光還成功解決了一個老大難問題——如何在漫長戰線上對付敵人的集中一點突破。由於戰線過長，明軍不可能處處設防，遍佈重兵，但又不能只顧幾處，不管其他。面對這個兩難問題，戚繼光的辦法是：根據地形和敵人重點進攻方向，將薊州防區劃為東西二協轄十六路（每路3000人），並規定一路有事其他各路誰先增援，誰次之，誰再次之。這樣一來，既達到了應援目的，又避免了其他各路因出援而空虛為敵所乘，透過“分而能合”的方式達到了預期目標。

賊不入為功

張居正主導、以戚繼光為依託的軍事改革效果如何，還得用事實說話。實踐證明，至少京城的北大門——薊州安全了，蒙軍很少到家門口騷擾。史書記載：“邊備修飭，薊門宴然。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

有人說，戚繼光北調後，戰績似不如在南方顯赫。這話不假，比如1568年12月，戚繼光指揮部隊與蒙軍朵顏三衛（亦稱兀良哈）部第一次交戰，史書上只有“大敗對手，軍威大振”之類的話，卻沒有殺敵人數記錄，明顯是戰果不彰。

按理，蒙軍人數比倭寇多，戚繼光殺敵也該更多，但結果不是這樣。難道戚繼光北調後真的不行了？非也。這不是戚繼光的問題，而是張居正的戰略所致。

張居正做決策，要考慮軍事，更要考慮政治。薊州這地方特殊，離京城太近，不能犯險。所以，張居正給北境9個軍區的定位是：“在他鎮以能殺賊為功，此地以賊不入為功。”也就是說，沒有上峰指示，戚繼光不能隨便越過長城主動出擊，如果敵人不來，他根本撈不著仗打，自然少了許多建功立業的機會。

戚繼光與李成梁是當時武將中的絕代雙驕，戚為何戰績不如李？《明史》說了句公道話：“薊門守甚固，敵無由入，盡轉而之遼，故成梁擅戰功。”不過，1575年1月，蒙軍再次來犯，戚繼光總算逮著機會，忍不住追出100多里，硬是活捉了朵顏三衛革蘭臺第八子長禿才罷休。

如此，北敵南侵併殺人越貨的記錄大大減少了，雖然導致戚繼光沒多少機會打仗，但這恰恰是朝廷希望看到的結果。對此，朱東潤先生在《張居正大傳》中有公允之論：“繼光鎮守薊州十六年當中，雖然沒有赫赫的戰績，但是整個的北邊從此安靜了。”他進一步指出：“這是繼光的大功，當然也是居正的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