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制度的權力演變

截至宋仁宗朝的北宋政治，已接近於理想狀態，取得了帝制時期王朝政治的最好成績：國家制度設計精美，近乎完美地實現了分權制衡，基本消除了強藩、宦官、權臣、外戚等因素對國家統一和皇權穩定的干擾，做到了“百年無內亂”。朝廷國家在政策的制定上能夠顧及社會的承受能力，在國家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尋求平衡，避免過度擾民，真正做到了“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更為重要的是，截至仁宗朝，北宋政治中一直存在著實施有效的批評、糾錯機制，其中包括複雜精密的輿論、監察、資訊溝通制度，以及包容批評的思想基礎和政治風氣。

然而，從北宋神宗朝開始，我們看到的幾乎都是破壞。最初的破壞發生在宋朝和年輕有為的皇帝互相支援、互相鼓勵，造成了排斥異己的新風氣，正常的輿論批評被斥為“流俗”，優良的政治傳統遭到蔑視。新政策、新風氣培養出來的“新官僚”，服從、高效、沒心肝，只關心上之所欲，不關心下之所苦。對於這種變化，司馬光痛心疾首，卻沒有能力改變。在司馬光身後，士大夫集團走向惡性分裂，皇權膨脹，腐敗加劇。到了南宋，朝廷國家長期承受巨大的邊防壓力，財政支出持續走高，理財之臣得到重用，皇帝與權相結合，繼續擠壓普通官僚參議朝政的空間，官僚的工具性不斷增強。

宋朝政治的敗壞，暴露了皇帝制度的死穴。儘管那一段歷史與政治勢力對皇帝的慾望加以迎合——不否認王安石有屬於自己的更為遠大的政治理想，然而當他把皇權從儒家經典中一些原則性的基本共識仍然是存在的。儘管在實踐上不斷背離，但是在理論上，這些原則性共識仍然被認為是正確的、不可動搖的，這就是底線。

這些原則性的基本共識包括三點。

一是“江山社稷”的概念。皇帝、朝廷國家與天下蒼生共同構成“江山社稷”，皇帝與朝廷國家承認並尊重“江山社稷”的整體性，承認朝廷國家與老百姓之間存在共同利益，承認並敬畏天下蒼生所具有的“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集體力量。

二是“人格平等”的概念。君臣之間存在著抽象的人格平等，“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皇帝承認並尊重士大夫的集體人格，承認他們對儒家思想的解釋權力，不以“政統”而滅“道統”。

三是皇帝承認批評和監督的有益性，對批評採取相對開放的態度，接納來自士大夫的勸諫。

金元以來，北方民族入主中原，野蠻征服文明，這些原則性的基本共識開始遭到破壞。金朝皇帝揮舞鞭杖，對待官僚如同對待奴僕。元朝實現了長城南北大中國的統一，然而在元朝治下，政治文化卻發生了兩大倒退：在國家性質的認識上，從“江山社稷”天下國家倒退為家產製國家，元朝國家成了成吉思汗家族的私產；在君臣倫理上，從具有抽象人格平等的君臣關係變異為主奴關係。

從天下國家倒退為家產製國家，等於否定了皇帝、朝廷國家與天下蒼生之間存在整體利益，天下蒼生徹底淪為蒙古貴族奴役、剝削、壓榨的物件。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之下，元朝國家不可能再費心尋找和維持朝廷國家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在宋朝的君臣關係之中，君臣人格平等，臣子依靠儒家經典、祖宗法度和天意人心，可以獲得引導、勸諫皇帝的權力。在元朝的主奴關係中，奴婢對主人只有服從的義務、服侍的責任，絕無批評的可能。傳統君臣關係從“君臣”到“主奴”的變異釜底抽薪，打碎了士大夫透過批評約束皇權的基礎。華夏政治文化中那些原則性的基本共識遭到了徹底的動搖和瓦解。

接下來，朱元璋又“以一人而治天下”的奇特偏執塑造了明朝缺乏最起碼的信心，他用野蠻的廷杖擊碎了士大夫的集體尊嚴，又剝奪了他們不合作的自由，再以功名利祿相誘惑，最終把士大夫變成了馴服的工具，“忠君”變成了單方面的絕對服從。皇權無限膨脹，繼而走向專制，臣子淪為精神上的奴隸，先失去自由表達的空間繼而喪失自由思考的能力。“上流無用”與“下流無恥”交相為用，上流者空言道德，下流者專事私利，道德虛偽化，政治空心化到最後，清朝入關，挾私心以治中國，對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人士大夫和中原百姓始終心懷猶疑，不能同心求治。君主與臣子之間越來越多地透過私人關係，而不是共同的高尚追求來強化忠誠。朝廷國家看老百姓永遠像在看可能的反賊，當他們意識到民船的運力和武器裝備可能會超過水師戰船，第一反應是拆毀民船，限制其發展。而在南宋，我們看到的，卻是政府對民船運力的合理利用。

金元明清一路下行，華夏政治傳統中的原則性共識蕩然無存、或者說名存實亡。在實踐中所形成的，是一種新的更為虛偽、更為野蠻的政治文化。而這就是中國在邁入近代門檻之時的政治文化的基本面貌。

末代皇帝的退位表明，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帝制宣告終結，中國邁入共和時代，君主政體將“永不再行於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