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一封信

《報任少卿書》是中國史學泰斗司馬遷答覆他的朋友任安的一封信。任安，字少卿，滎陽（今河南滎陽市）人，漢武帝時任益州刺史。徵和二年（前91）秋天，太子劉據被江充陷害，於是怒殺江充而起兵，並召任安發北軍協助他，任安受節而閉門不應。後來劉據事敗而死，漢武帝卻認為任安有二心，存心觀望，立場不堅定，下令腰斬。

這時司馬遷被腐刑已七八年了，復為中書令及太史，尊寵任職。因為兩人有交情，所以寫信責求他要推賢進士，積極為國家推舉人才，隱約表露求他援救的意思，所以司馬遷就回了這封信，說明他是刑餘之人，不能推賢進士，無法進言借伸援手的苦衷。實際上也是借題發揮，寫胸中塊壘，以抒心中抑鬱不平之氣。後人就說：司馬遷滿腔的抑鬱，發之而為《史記》，而作《史記》的滿腔抑鬱，發之而成這封信，所以識得這封信，便識得一部《史記》，因為他一生的心事，盡洩於此，所以縱橫排宕，真是絕代大文章。而信中反覆說明，又委婉曲折，扣人心絃，令人一灑同情之淚。

全文大體可分六段：第一段是以概述來信的內容為發端，然後略述受刑的憤懣，以及未能聽從進賢的原因，並述此時才答書的緣由。這段籠罩全篇可分三層，先述少卿來信，要他推賢進士，這是全篇議論的根由。再說明自己受刑身殘，動輒得咎，說明他不適宜推薦賢士，點明全篇的主旨。最後才致回信稽延，又不得不回信的原因。

第二段敘受刑後的，表明不能“推賢進士”的原因。先論說君子，然後落實作者身上，末了才點出不能推賢的原因，層層推進，很有條理。論君子提出修身、愛施、取與、恥辱、立名，為全文的綱領，在並列中特別側重後兩項，以宮刑之辱，為終身所悲憤；著述垂名，為一生之寄託。

第三段是追敘自己受辱，正是推賢而賈禍，乃暢言李陵降敵的始末，以見事情的是非曲直。前一段語多低沉，氣勢微弱，這一段語多慷慨，氣勢凌厲。就君子五綱來說，是重在愛施和取與，但不便明言，所以沒有點出，但他救李陵就是愛施和與人以德。

第四段是議論處理就死之道，及自己受辱不死的原因。就所提君子五綱，是再針對“恥辱者，勇之決”而發。一開始跟前一段一樣，說明有些事是世俗之人所不能瞭解，所以無法跟他們談的，惟有知己才能暢敘。

第五段暢敘抱負，想著書垂名，再發揮“立名者，行之極”的旨趣。一開始說明立言可以不朽，而立言者大多因為意有鬱結，為自己的名山之業預作伏筆。連舉八例，而對左丘明和孫子，更作發揮，因為他們身體虧殘，和自己相似。然後落實到他自己的著作，從態度到體例，再說到自己的心願，如書可流傳，名可不朽，那就前辱可償，萬死無悔。

最後一段重申宮刑之辱，縈迴於心，於是從俗浮沉，歸結於不得推賢進士的心意。說自己辱及先人，寢食難安，外人多謗議，鄉黨多恥笑，寫內心苦痛，而又不得遁隱，只得隨俗浮沉。推賢進士之務，事有不許，適足取辱，再以“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以此慰友，亦以自勵，一腔悲憤，至此闡盡。

讀這封信，我們不但可以知道《史記》的寫作動機，和司馬遷的寫作心態，對我們欣賞《史記》是很有幫助的。當然我們也由這封信，知道司馬遷為撰寫《史記》所付出的代價，也讓我們瞭解所謂“死有重於泰山”，不只是轟轟烈烈慷慨就義而已。

就文章而言，氣勢壯闊，意旨凝厚，反覆迂迴，跌宕有致，最為人所讚美。清桐城派大家方苞說這篇文章：“如山之出雲，如水之赴壑，千態萬狀，變化於自然，由其氣之盛也。”這篇文章之氣勢，實得自司馬遷滿腔抑鬱之氣，於是能雄奇橫溢，蒼勁沉著、極陽剛之美；而又宛轉頓挫，反覆縈迴，備陰柔之妙。所以人稱之為“百代偉構”，曾國藩譽為“文家之王都”。

司馬遷的抑鬱之氣，是肇因於受腐刑之辱，司馬遷忠君愛國，崇賢尚義，而遭此大辱，就其個人而言，是何其不幸！但後世也因此才能在他的《史記》中，見其雄奇之氣、詼詭之趣、頓挫之筆、跌宕之姿、嗚咽之聲、吞吐之致。

我們還可以從他的抑鬱之氣了解到：為什麼歷來宦官會擅權而殘害忠良？會殘暴而迷失人性？原來他們自慚形穢，意氣難平，他們沒有司馬遷的才學，他們找不到寄託，抑鬱之氣沒有出路，一旦大權在握，怎不弄得天下大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