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奮讀書
劉勰的祖上曾顯赫無比，有一位先輩曾是漢城陽王，但不幸的是，到了劉勰的父親這一代，家族沒落為庶民。雖然劉勰的父親發憤圖強當上了校尉，卻仍囿於底層，無論如何不能與祖上的榮光相比。祖上顯赫，通常會對沒落的後代造成壓力，讓後代陷入對比和嚮往中不能自拔。劉勰的父親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憤圖強的，但他命運不濟，在中年染上大病，不久便遺憾地撒手人寰。
父親死後，劉家陷入困境。家裡人為了省出一個人的糧食，便把劉勰送入寺廟當了一名小和尚。寺廟管飯，他從此不愁餓肚子了。他的運氣不錯，那座寺廟中藏書頗多，他十幾年內飽覽了經文史書，同時也熟讀了百家之書和諸多文學作品。他本來是為解決吃飯問題而不得已進入寺廟的，孰料柳暗花明又一村，居然得到很好的學習機會。這也是他在寺廟中一待就是十幾年，而且待得優哉遊哉的原因。當然，這一段在僧房中痴讀的經歷，也為他日後寫《文心雕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十幾歲的劉勰已經很懂事了，家族的變故和父親的去世，讓他體會到人生的艱難和困苦，同時也影響到他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他之所以在後來表現出鍥而不捨的追求精神，實際上與他的家族變故有很大關係。
在寺廟中的十幾年，劉勰的人生由混沌轉為清澈，是書將他的心智逐漸開啟。當他意識到在僧房中讀書只能止步於一介書生時，便毅然決然出走，去社會上尋求發展。產生這一想法的原因有兩個：一是他經由痴讀覺得自己的學問已達到一定的境界，可以拿出來用一用；二是他於內心深處仍渴求入仕，而入仕的階梯能否找到，關鍵的前提是自己的學識能否得到肯定。
家族的影響，一直在他內心悄然滋生根鬚。
寂寞撰碑誌
公元490年，齊武帝頒行一道詔令，讓劉勰覺得命運之神開始垂青於自己，他要時來運轉了。齊武帝之詔是這樣的：
公卿以下各舉所知，隨才授職。進得其人，受登賢之賞；薦非其才，獲濫舉之罰。
齊武帝可謂求賢若渴，這對有才能的人來說是難得的好機會。劉勰拿齊武帝之詔與自己一比較，覺得此詔簡直就是為他下的。於是，他不願意再這樣待下去，他覺得以前的那種苦苦盼望是多麼不合實際，只有勇敢地走出去推薦自己，方有出路。
劉勰滿懷信心地走出家門，抱著一定會被舉薦的希望，踏上去京都建康的路途。他沒有意識到，這一走便是與家鄉的永別。他被夢想帶入不可知的遠方，從此不再回頭。
到了京都建康，他才發現，現實並非他所想的那麼美好。他一介草民，根本無法攀識能推薦自己的權貴。齊武帝之詔中明確要求“公卿以下各舉所知”，也就是說，凡舉薦人才者，皆為朝廷高官。劉勰誰都不認識，又如何能向他人展示自己的滿腹經綸、才高八斗呢？無奈之下，他只好去了京都的定林寺。他之所以如此選擇，一是因為自己以前在寺廟待過，比較適應寺廟中的生活都經常光顧，其盛名猶如皇家寺廟。劉勰想在定林寺中等待機會，向皇帝或朝廷高官推薦自己。
沒想到，他在定林寺中一待又是十幾年。他先前在另一座寺中待了十幾年，因為醉心痴讀，所以是充實而快樂的。而在定林寺中的這十幾年，他內心焦灼，時時盼望著能被權貴發現，繼而被薦入朝廷委以重任，所以他是痛苦的。他內心的夢想像一隻無枝可依的鳥兒，只為企盼而盤旋，卻因為不知道自己的結局而無一落處。
其實，他在這十幾年中還是做了一些事情的，只不過這些事情在他看來並非入仕之需，不能體現出自己真正的價值，所以不願提及。他做的這些事情是，他的文章受到了京城朝野士人和定林寺中高僧的重視，經常被請到京師塔寺中為去世的名僧撰寫碑誌。時間長了，他便成為京城著名的碑誌撰寫者。如此這般，他便是名人了，其才華也人人可見，理應被朝廷發現，用到能讓他發揮作用的地方去才對。但或許朝廷早已不再搞舉薦人才的活動，所以，他走背運了。
閱讀在這時變成了他唯一的精神支柱。讀書，一來可以慰悅心靈，二來可以打發沉悶漫長的時光。也就是在定林寺的這十幾年中，他經由閱讀大量文學作品，發現自魏晉以來，文學已發生很大的變化：曹操轉變對山水詩的寫法，等等。劉勰覺得這些人在文學上的新變，是觀念和理論上有了變化，所以才使作品有了新的特色。但到了自己所處的這個時代，文學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時的文風極其淫靡，文章的結構也逐漸喪失原有的縝密結實。文人們只注重語句的修辭，而忽略對文章內容的要求，使得整個文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劉勰看到了這些浮躁的文風，便生氣地把書扔到一邊，再也沒有了往下讀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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