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策·秦策一》中記有一個《司馬錯論伐蜀》的片段，記載了司馬錯與張儀的一場經典爭論。這是戰國史上著名的辯論，張儀雖然貴為連橫派的領袖，這次卻敗在同樣滔滔雄辯、有理有力的司馬錯面前。
司馬錯跟張儀在秦惠王面前爭論戰事。司馬錯主張先去攻打蜀國，張儀說：“不如先去攻打韓國。”秦惠王說：“請你們各自說說理由。”
張儀說：“我們先跟楚、魏兩國結盟，然後再出兵三川，堵住轘轅和緱氏山的關口，擋住屯留的孤道，這樣魏國就能阻止韓國出兵南陽，使楚軍進逼韓國都城南鄭，這時我們秦兵再攻打新城、宜陽，兵臨東西周城外，懲罰二週的罪過，佔領楚、魏兩國的土地。周王自知無法解救，一定會交出九鼎等寶物。我們據有九鼎之後，再按照地圖和戶籍，假借周天子的名義號令諸侯，天下沒有敢不聽我們命令的，這才是霸王之業。現在的蜀國，只不過是西方一個邊遠小國，戎狄各族的首領，即使勞民傷財發兵前往攻打，也不能因此而建立霸業。臣常聽人說：‘爭名的人要出入朝廷，爭利的人要出入市場。現在三川、周室乃是天下的朝廷和市場，可是大王卻不去爭，反而爭奪戎、狄等蠻夷之邦，這距離霸王之業實在太遠了。”
司馬錯說：“不是這樣的，我聽說，要想使國家富強，務必先擴張領土；要想兵強馬壯，必須先使人民富足；要想得到天下，一定要先廣施仁政。這三件事都做到以後，自然可以獲得天下。如今大王地盤小，百姓窮，所以臣希望大王先從容易的地方著手。因為蜀國是一個偏僻小國，是戎狄各族的首領，並且有像夏桀、商紂一樣的禍亂。如果用秦國的兵力去攻打蜀國，就好像派狼群去驅逐羊群一樣簡單。秦國得到蜀國的土地可以擴大版圖，得到蜀國的財富可以使百姓富足；雖是用兵卻不傷害一般百姓，並且又讓蜀國自動屈服。秦滅掉了蜀這樣的小國，諸侯不會認為秦暴虐；即使秦搶走蜀國的一切珍寶，諸侯也不會認為秦國貪婪。我們只要做伐蜀一件事，就可以名利雙收，甚至還可以得到制止暴虐、平息騷亂的美名。去攻打韓國，劫持天子，這是一個千夫所指的惡名，不見得能獲得什麼利益，反而會落得一個不仁不義的壞名聲。幹天下人不願做的事情，實在是一件危險的事。請讓我講明理由：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同時齊是韓與周的友邦，一旦周知道自己要失掉九鼎，韓清楚自己要失去三川，兩國必然精誠合作，聯絡齊、趙去解楚、魏之圍，自動地把九鼎獻給楚，把土地割讓給魏，這一切大王是不能制止的，這也就是臣所說的危險所在。因此，攻打韓國是失策，先伐蜀才是萬全之計。”
秦惠王說：“好！寡人聽你的。”於是秦國就出兵攻打蜀，經過十個月的征討，終於佔領了蜀地，把蜀主的名號改為侯，並且派秦臣陳莊去輔佐蜀侯。蜀地劃歸秦國版圖之後，秦國越發強盛富足，而且更加輕視天下諸侯。
司馬錯的觀點與張儀針鋒相對，主要從分析攻打蜀或韓的利弊入手，層層剝筍，招招制敵，把張儀的觀點駁斥得體無完膚，從而說服秦惠王放棄張儀的建議。
第一，匡正強國之道。張儀的強國之道分三步，即假意結盟、逼取“九鼎”、挾天子以令諸侯。司馬錯則提出了與張儀不同的王道之路——強國、富民、仁政。張儀之道是利用“拳頭”直搗“龍宮”，棒殺威逼，路子太過霸道，不計後果，不得人心，必招天下怨憤。對於還是“地盤小，百姓窮”的秦國來說，有可能霸業未成，反而與天下為敵，結果適得其反。司馬錯的路數就是迂迴強國，打好強國富民的基礎，合國情，順民心，穩紮穩打，代價較小。兩相對照，司馬錯的路徑更勝一籌，更高一層，稱得上是萬全之策。辯論取勝的要義在於打掉對方的主旨，就像戰爭中的“斬首”行動，主旨不立，其餘皆妄。司馬錯很好地做到了這一點。
第二，剖析攻蜀之利。司馬錯抓住張儀認為攻打蜀國無名無利的錯誤觀點，綜合考慮秦蜀的現狀和天下各諸侯國的反應，全面周到地闡述了攻蜀的五大好處，分別是易取、富民、臣蜀、不詬，甚至可以獲得制暴平亂的美名，堅定了攻蜀是一件“名利雙收”的好事。如此辯論，放大了己方策略的利好，給予了己方觀點強大的支援；同時，也對張儀的觀點予以強有力的回擊，切斷了張儀主旨論據鏈條，為擊敗張儀奠定了堅實基礎。辯論中，攻擊對方論據鏈條是一個有效的手段，只要對方論據鏈條被切斷，其觀點也會站不住腳。
第三，直呈伐韓之弊。司馬錯在分析了攻蜀的利好之後，緊接著分析伐韓的弊端。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劫持天子是千夫所指的危險之事，會揹負不仁不義的罵名。讓秦國揹負罵名，涉身險地，顯然是不可取的。司馬錯從治國理政的戰略高度否定了張儀的策略。接著，司馬錯又透徹地分析了張儀的策略為什麼不可行，再次放大張儀伐韓的錯誤，使秦惠王進一步明白了伐韓的危險所在。在辯論中，不斷地強化突出對方的錯誤，有利於把對方逼進死衚衕，為強化己方的正確觀點贏得主動。
在這場辯論中，司馬錯從“一主兩翼”對張儀展開了全方位、立體式反駁，“一主”就是主旨，“兩翼”就是攻蜀之利、伐韓之弊，主旨上打得狠、立得穩；兩翼上剖得深、駁得透，把張儀的主旨和支撐鏈條擊潰，取得了辯論的徹底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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