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社會信任度

美籍日裔學者福山認為，傳統中國屬於低信任社會，人們彼此間的信任程度很低，社交範圍非常有限，不容易建立家族與政府之外的社團。但福山的這個論斷，完全不符合宋代社會。看看宋人的筆記就清楚了。

宋人王明清的《摭青雜說》中記載，汴京（今開封）最著名的大酒樓樊樓旁邊有間茶肆，“甚瀟灑清潔，皆一品器皿，椅桌皆濟楚，故賣茶極盛”，生意很好。更難得的是，這間茶肆特別講誠信，專門設了一個小棚樓，收放客人在茶肆的遺失之物，“如傘、屐、衣服、器皿之類甚多，各有標題，曰某年某月某日某色人所遺下者。僧道婦人則曰僧道婦人某，雜色人則曰某人似商賈、似官員、似秀才、似公吏，不知者則曰不知其人”。客人丟失的金銀，幾年後仍能在這裡找回。宋神宗朝時，曾有位姓李計程車人在茶肆中飲茶，因為粗心大意，將數十兩金子遺留在茶肆桌上，忘記帶走。等想起來時，已是半夜，李氏認為這筆錢已不可追回，便不再到茶肆問詢。幾年後，李氏又經過這間茶肆，向茶肆主人說起幾年前丟金子之事，主人仔細核對無誤後，將金子如數奉還。李氏欲分一半給他，主人堅辭不受，說：“小人若重利輕義，則匿而不告，官人待如何？又不可以官法相加，所以然者，常恐有愧於心故耳。”

又據《東京夢華錄》，汴京有一個批發美酒的大酒店，只要那些酒戶來打過三兩次酒，便敢將價值三五百貫的銀製酒器借與人家；甚至貧下人家來酒店買酒待客，酒店亦用銀器供送；對連夜飲酒者，次日才將銀器取回，也不擔心有人侵吞這些珍貴的酒器。請注意，北宋汴京是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大都市“熟人社會”。許多人跟福山一樣，以為中國傳統社會無法建立起陌生人間的信任秩序，但北宋汴京呈現出來的淳厚風氣應該可以修正這種偏見。

南宋的臨安（今杭州）也是一個生齒繁多、商業繁榮的大都會，同時也表現出很高的社會信任度。據周密《武林舊事》記載：“有貧而願者，凡貨物盤架之類，一切取辦於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償之。雖無分文之儲，亦可餬口，此亦風俗之美也。”說的是，那些來臨安做生意的窮人，可以到“作坊”預領貨物、盤架之類，也不必墊錢，等傍晚賣了貨物回來，再償還“作坊”的本錢。這樣，那些窮生意人即使身無分文之資，也能夠做點小生意養家餬口。

南宋的另一個城市金陵（今南京）也具有同樣的美俗。車若水的《腳氣集》記述，有人在金陵“親見小民有‘行院’之說”，比如有賣炊餅的小商販自別處來金陵做生意，一時找不到鋪面與資金，這時候，“一城賣餅諸家”便會幫他張羅攤位，送來炊具，借給他資金、麵粉，“百需皆裕”，謂之“護引行院”，而“無一毫忌心”。車若水在記錄了金陵商人的“護引行院”習慣之後，忍不住稱讚道：“此等風俗可愛！”從宋人對身邊社會生活的記述，我們可以發現，在宋代的商業城市，信任、幫襯陌生人，已經形成了一種社會風氣。

社會信任度的高低跟社會組織的發育程度成正比例關係，因為豐富的社會組織正好構成了交錯的社會信任網路。不要以為中國傳統社會只有基於血緣的宗族組織，在宋代的城市，已經產生了超越血緣的各類組織。金陵的“行院”是工商行業組織，所謂“護引行院”，即本行業互相保護、幫助的意思。臨安的“作坊”，也是一個商業社團。藉助發達的社團組織，宋人構建了一個交錯縱橫的信任網路，並且慢慢將人際互信沉澱為一個地方的社會風氣、人情習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