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員的“祿養”與孝道

“父母在，不遠遊。”此句出自儒家經典中被確立為一種至高無上甚至不可或缺的價值觀。自大一統漢朝。我國古代有很多恪守孝道不肯離鄉為官的例子。朝廷需要有德有才之士從政，但又不能指責士人的孝道。怎麼辦？

忠臣孝子，是儒家推崇的人生有民間的方式，而官員自有一套“祿養”模式——某種意義而言，“祿養”是在制度上對“忠孝難以兩全”困局的一種破解。

所謂“祿養”，本意是指以官俸養親。古人認為官俸本為養親之資，這種思想在我國古代早已有之，《魏書·辛雄傳》中記載：“（辛）雄有孝性……又為《祿養論》，稱仲尼（孔子）陳五孝，自天子至庶人無致仕之文……以為宜聽祿養，不約其年。”辛雄認為士大夫做官獲得俸祿以贍養父母，那麼，官員是一直做官，還是辭官侍奉父母，都可以，不應受年齡的限制。這種提議顯然是種心理暗示：做官和盡孝，沒有矛盾。“祿養”的提法使最推崇孝道的儒家士人在道德層面克服了“父母在，不遠遊”的先秦儒家孝道倫理，可以積極求取功名和官職，或者說報效國家。

“父母在，不遠遊”的後一句叫“遊必有方”，意思是，如果子輩不得不出外的話，必須告訴父母自己去哪裡，為什麼去，什麼時候回來，並安排好父母的供養。而“祿養”正解決贍養父母問題。

於是，唐朝以後，官員群體可以堂而皇之地稱做官也是行孝。唐朝官員、詩人白居易在《初除戶曹喜而言志》中寫得更加明白，他說：“詔授戶曹掾，捧詔感君恩。感恩非為己，祿養及吾親……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白居易因獲得俸祿可以贍養長輩，寫詩感恩，並且宣告“非為己”，高興的是每月有四五萬的俸錢可以孝敬供養父母了。

祿養，其實不僅指將獲得的俸錢和物資贍養長輩，同時也會因做官業績為在世的長輩或去世的先人獲得官號封贈，所謂“光宗耀祖”。晚唐司空圖在《盧公神道碑》裡描述：“祿養之榮，孝敬之美，一時罕及也。”可見，祿養不只是物質上，而且更能讓長輩在精神上獲得滿足，心理上感受榮耀，這更契合儒家所稱頌的孝養之道。祿養盡孝，成為子弟輩讀書求學入仕途的一個重要動力。

到了北宋，中央政府制定修改了一系列政策和規定，把官員對父母的供養、喪祭等相關義務規範化制度化，逐漸形成了透過登科實現祿養、為父母贏得封贈、乞近郡和便郡養親、在地方官舍奉養長輩等“祿養”形式。

有了祿養對孝道的加持，以及光宗耀祖思想的助推，古代尤其是唐宋以後的讀書士子熱衷於考取功名，進入仕途，並追求有一番作為，在忠君報國的同時，也獲得自己和家族所期待的物質和精神層面的東西。

皇佑三年（1051年），31歲的王安石任舒州通判，按當時慣例，他幾年前就可以申請到京城試任文學侍從之臣，但他放棄了。此次受宰相文彥博推薦，朝廷召他進京面試，他上了《乞免就試狀》，聲稱“伏念臣祖母年老，先臣未葬……難住京師”，因要侍奉祖母、安葬亡父，包括照顧家人等私事，王安石拒絕進京為官。朝廷同意他仍任舒州通判，近郡養家。後來，歐陽修又推薦他任諫官，他依然“以祖母年高辭”，於是，歐陽修“以其需祿養言於朝”，為其請求不調入京。王安石在給宰相的彙報中寫道：“某無適時才用，其始仕也，苟以得祿養親為事耳。”他稱做官是為了“得祿養親”。為盡孝做官，為盡孝而放棄更好的官職，這也是王安石被時人和後世士大夫稱頌之處。

在孝道成為考量官員品德、評判社會道德風尚的重要標準之一的古代，“祿養”在入仕為官和感恩父母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樑，有“祿”有“養”，被唐宋以後新儒家所推崇，元明清都沿襲。隨著帝制王朝結束、時代變遷，“祿養”一詞隨之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