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祿山不僅將大唐盛世攔腰截斷，更讓“節度使”與“藩鎮”這兩個“高冷”詞彙走入人們的視野。正因為身兼三鎮節度使，安祿山得以有足夠的實力發動搖撼大唐江山的“安史之亂”。在三百多年後，先後兩次擔任節度使的李瑋卻是另一番模樣。李瑋是宋仁宗的表弟，同時也是他的乘龍快婿。這位大宋節度使手中無兵無權，一輩子幹得最驚天動地的事便是跟自己的公主老婆鬧彆扭。
三百多年裡，節度使究竟遭遇了什麼，為何從挑動天下反的彪形大漢變成了位高權輕的吉祥物呢？
唐後期：通往權力之路的節度使
天寶十載（751），唐玄宗讓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統兵近18.4萬，唐朝五分之二的邊鎮軍隊都掌握在他一人手裡，而朝廷直屬的軍隊才8萬人，實力太懸殊了。
安祿山雖然兵多，但想成功，工資要靠財政發放，軍隊的糧草、裝備也要靠財政配備。此外，安祿山統轄的戰區雖然面積廣大，但是行政事務由州縣管轄。如果朝廷和州縣不提供補給，安祿山瞬間就被卡了脖子。關鍵時刻，唐玄宗再度出了昏招。他讓安祿山同時兼任轄區內的營田使、採訪使，安祿山的權力由此大為膨脹。
唐代宗廣德元年（763），安史之亂終於被平定。為了安置已經投降卻又桀驁不馴的安史舊部，唐朝只好將邊區的節度使制度引入內地，讓他們當節度使。為了對付這些不老實的節度使，唐朝在中原腹地廣樹藩鎮，以此來控制經濟命脈和軍事要塞。
唐僖宗乾符二年（875），黃巢起義爆發。唐朝廷實力大損，地方實力派則迅速崛起。中唐以來脆弱的藩鎮平衡被打破，朝廷再也無力制衡藩鎮的發展。節度使終於得以放飛自我，野蠻生長。
五代：中央軍事優勢的重建
唐末藩鎮混戰，一些強藩乘勢而起，宣武軍節度使朱溫便是當時實力最雄厚者。開平元年（907），朱溫廢黜唐哀帝而自立，建立後梁，由此拉開了五代時期的序幕。
隨著朱溫稱帝，昔日宣武軍的藩鎮軍隊搖身一變，成了後梁王朝的中央軍——禁軍。為了防範其他節度使也稱王稱帝，朱溫不斷擴充禁軍，兵力驟增至20餘萬。唐末原本羸弱的中央軍得到空前加強。此後的皇帝們不斷把自己在藩鎮時的嫡系部隊加入禁軍中，不斷擴充禁軍的力量，到了五代第二個王朝後唐時，禁軍實力已經初步在地方藩鎮部隊之上。中央有了駕馭地方的能力。在這樣的背景下，藩鎮要想改朝換代，必須藉助外力。
宋太祖：削藩三策與再造中央
北宋建立後的第二年，宋太祖趙匡胤便向趙普諮詢平息戰亂、長治久安之策，趙普提出了“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的“削藩三大綱領”。
藩鎮管轄的州府稱為“支郡”。進入五代，朝廷雖然重新掌握了對境內州府長官的委任權，可出任州府長官的人選，往往是節度使的親信、僚佐，節度使仍然對州府有很強的控制力。
建隆四年（963）四月，北宋先後滅掉荊南、湖南兩個割據政權，兩地舊有的藩鎮體系也隨之解體。宋太祖抓住機會，延續了周世宗的做法，沒有再在新吞併的地區任命新的節度使，而是將這裡的州縣全部直隸朝廷，實際上罷廢了支郡。此後，隨著北宋逐漸吞併南方諸國，越來越多的州縣在行政上直屬中央，支郡制度在南方不復存在。在中央與地方實力此消彼長之際，宋太祖又任命高階文官（“朝官”）到北方的藩鎮去做知州、州縣，逐步架空節度使的行政權力。
在奪回行政權的同時，宋太祖又悄無聲息地將手伸向了節度使的錢口袋。自唐玄宗天寶年間（742—756）起，中央與地方一直實行財稅三分制，也就是將地方徵收的財稅分成三份，一份上繳中央，稱為上供；一份由節度使呼叫，稱為送使；還有一份留給州府自己使用，稱為留州。進入五代，朝廷對地方的錢袋子開始收緊。過去不少送使、留州的財政收入，以“系省”的名義，劃歸朝廷所有。雖然如此，很多系省仍然儲存在藩鎮，稱為“留使”，節度使們仍然可以透過各種手段，對這些“系省”財物上下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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