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門逐兔亦不得

清人姚鼐著《李斯論》一文，開篇即否定蘇軾“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的觀點，說：“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於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認為秦自商鞅以來，即形成深厚的法治傳統，以至數代富強，兼併諸侯，直到始皇時期。李斯在秦的作為與其所學並無關係，“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順應潮流，追逐個人利益，滿足私慾，“趨時”以動，才是李斯為人行事的根本原則。此論頗與司馬遷的觀點相合。

從《李斯列傳》看，李斯許多政治舉動的初衷，確與其汲汲謀求個人私利有關。他年少擔任郡小吏時，看見府廁糞坑老鼠出沒，人犬一近，即驚慌逃竄。進入糧倉，則發現其內的老鼠愜意地躺食於糧堆，卻不為人犬驚恐。於是他深有感觸：一個人有沒有出息，真如老鼠一樣，全由自己所選的環境來決定。他跟隨荀子學有所成後，推斷“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即欲西行入秦施展抱負。辭別之際他對荀子說，秦國有充分成就個人功名的環境，為人處世最大的悲哀恥辱。因此，李斯在秦國的許多建言獻策，包括謀害韓非在內，無論對秦國是否有利，基本都以此為初衷，大體與忠君愛國無關。當始皇猝崩後，在事關秦朝未來國運的關鍵時刻，野心家趙高抓住李斯此項弱點，以其個人能否長享榮華富貴為突破口，釣誘、威逼李斯，比較輕鬆地說服他一起登上“賊船”，最終實現三人操盤秦朝的運轉方向。孰料後來，曾為政治盟友的趙高翻臉無情，與李斯產生嫌隙。輕鬆擺弄二世的趙高又輕易設局，陷害李斯，使其淪為罪徒，最終李斯走向末路，家族被滅。不久後秦朝也遭遇覆亡。所以，姚鼐感慨：“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為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於國而言，如有許多像李斯一般的臣僚，一味揣摩迎合君主心意，行溜鬚拍馬之舉，特別可怕！為什麼呢？歷史不喜歡迎合、遵循其意願去做事的臣僚。此類臣僚一般被視為佞臣，佞臣也並非全無才學。若君主英明，勵精圖治，這些人就得忍著，或者需積極貢獻才華、踏實做事，才有適宜其生存的土壤；反之，歷史上許多經驗告訴我們，此類人經常壞事，而且破壞力極強。如李斯，在始皇前期，為秦統一及鞏固政權，積極有為，奮發努力，貢獻良多；在始皇末期與二世時代，他卻助力暴政，襄贊皇帝做過太多無益之事，加速了秦朝的滅亡。

李斯為人精明，學問博深，又通達事務，明晰道理，是一位難得的治國幹才。可惜私慾太重，所作所為，甚至國家的前途命運，都屈從於一己之私利。宋末陳普詩曰：“拋卻韓盧把虎騎，諸生莫訝正忙時。魚龍不隔蓬萊路，方有東門逐兔期。”正可謂，貪心私慾結惡果，東門逐兔亦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