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他們

自從熙寧四年（1071 年）退歸洛陽，司馬光一住便是十五年。這十五年中，他最大的成就，便是編年體史學巨著《資治通鑑》。在將近一千年以後，我們回望那個時代，大宋朝堂上下的明爭暗鬥、喧囂紛擾早已沉入深不見底的歲月之海。作為政治家的司馬光被遺忘、被臉譜化，作為《資治通鑑》作者的司馬光卻因歲月的打磨，散發出瑩潔的光輝。關於司馬光，關於《資治通鑑》，有一些細節是不應當被遺忘的。

書局的“特權”

《資治通鑑》之所以能成書，除了司馬光個人的努力，還得益於兩點：第一，有三位出色的助手，劉攽、劉恕、範祖禹；第二，有皇帝的支援。宋英宗特批，成立以司馬光為主導的專門機構——書局，這個機構的唯一任務就是編修《資治通鑑》。

英宗給了司馬光兩項特權和兩項特殊待遇：特權之一是自主選擇修史助手和工作人員，書局所有工作人員由朝廷提供俸祿待遇，連續計算工齡；特權之二是允許借閱宮廷圖書館龍圖、天章二閣和國家圖書館三館秘閣的藏書。特殊待遇之一是“賜以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這就等於從皇帝的私房錢裡撥款贊助修史；特殊待遇之二是“以內臣為承受”，英宗安排了一名宦官在書局服務，以便溝通——宦官是能夠進入宮中走動的，以此來確保皇帝對《資治通鑑》編修工作的直接關懷。

書局的所有這些特權，在宋神宗即位之後都保留了下來，神宗還為《資治通鑑》欽賜書名，作了序。熙寧三年（1070 年）司馬光離開中央、外放永興軍，熙寧四年離開永興軍回洛陽“靠邊站”，書局卻一直保留在開封。

為一個人、一部書專設機構，賦予種種特權，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不曾有的。

司馬光還沒有做出反應，範祖禹卻沉不住氣了。

範祖禹是誰？範鎮的侄孫，司馬光最親密的助手。他嘉佑八年（1063 年）中進士，那一年的考官正是司馬光和範鎮。這一層師生之誼加上司馬光與範鎮之間的深厚友誼，讓司馬光格外看重這個年輕後生。而範祖禹對史學又有著特別的愛好。熙寧三年，就在司馬光離京外放前夕，範祖禹入書局，追隨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從那時起，範祖禹就一直守在開封的書局。本來司馬光離開首都，書局群龍無首，日子就不好過。如今勢利小人又造謠誣衊，把髒水潑到了司馬光和書局頭上，這讓範祖禹感到憤懣委屈。一怒之下，他給司馬光寫信，建議“廢局，以書付光令自修”——解散書局，不要朝廷的經濟支援，依靠自己的力量修書。而範祖禹本人情願放棄官員身份，追隨司馬光，獻身於修史這一偉大事業。

當時，範祖禹三十三歲。這樣的激憤之語，的確是一個三十多歲的人可以有、也應該有的。三十三歲不能忍的是委屈，不能放下的是面子和尊嚴。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也就是知道了上天授予自己的使命。司馬光已經五十五歲，早過了知命之年。為了使命，又有什麼委屈不可忍，什麼面子放不下？

司馬光的生命和《資治通鑑》早已融為一體。他曾經因此辭任更有實權的差使。他奉命出使河北，視察黃河水患，知道“為臣豈得辭王事”，努力完成本職工作，內心深處卻還想“只向金鑾坐讀書”。甚至神宗想要給他一個“史館修撰”的美職，他也拒絕了，理由就是“正在編修《資治通鑑》，萬一朝廷要修國史，那我就難以兩處供職了”。

完成《資治通鑑》是司馬光的人生使命，而要想在有生之年完成《資治通鑑》，就必須依靠皇帝的支援、朝廷的力量。司馬光給範祖禹回信，明確告訴他：“今若付光自修，必終身不能就也。”為了《資治通鑑》，保留書局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是的，要完成《資治通鑑》，就必須保留書局、依靠朝廷，而要依靠朝廷，就必須忍受誹謗所帶來的屈辱。可是，這又算得了什麼？司馬光對範祖禹說：“如今我不得已保留的，又何止一個書局？我這西京留司御史臺、提舉嵩山崇福宮的閒職，都是對我一點用處也沒有的空頭帽子，朝廷因為找不到我什麼罪名，沒打算直接把我放回老家去種地，拿出這一點微薄的俸祿來養著我，這不是不得已的殘留又是什麼？”

主動要求解散書局這樣的氣話，三十三歲的範祖禹會衝口而出，五十五歲的司馬光則想都不會想。對於小人的誣衊攻擊，司馬光已經習得了最聰明的對策，“不若靜以待之”，不申辯，不抗爭，絕不以任何方式撩撥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