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的真正作用
對於歷代長城的作用,後世一直眾說紛紜。
一種很流行的觀點認為,長城的防禦作用被高估了,歷史大舉南侵時,長城並不能阻擋他們的鐵蹄,中原王朝依舊會滅亡。
這種觀點看似有道理,卻忽略了一個重要前提:長城本身並不是一勞永逸的工事,世界上沒有永不陷落的城邑或要塞。長城的作用不是在危亡關頭,而是在其他時刻體現。
秦始皇是在統一天下之後修建的萬里長城。對秦軍而言,即便能一時擊敗匈奴,也不等同於能一勞永逸地根除匈奴之患,他們早晚會捲土重來,抵禦匈奴必將是一場漫長的持久戰。秦始皇君臣主動選擇了積極防禦的戰略,秦長城正是這一戰略最好的體現。
秦長城最基礎的作用是轉化秦軍、匈奴的實力對比。
歷經商鞅變法後100餘年的戰爭淬鍊,秦軍在戰法、裝備、步車騎多兵種協同作戰方面有著極大優勢,但面對來去飄忽的匈奴騎兵,秦軍的機動性和靈活性明顯處於下風。長城恰恰增強了秦軍的防禦優勢,削弱了匈奴的進攻優勢。匈奴騎兵無法跨越長城,想要攻城,只能下馬充當步兵,徒手攀越城牆,游擊戰變為攻堅戰,原有的優勢蕩然無存,守城的秦軍居高臨下,優勢明顯。
而匈奴即便突破了城牆,戰馬也難以逾越,他們無論是放棄戰馬、改為步行,還是設法把戰馬運上城頭再運下來,或是在長城沿線尋覓可騎馬突破之處,都會消耗大量時間,入侵的速度大為遲滯。
當匈奴跨越長城、在附近村鎮進行劫掠後,翻越長城撤回草原又成了難題,甚至掠奪的戰利品越多,翻越長城所花的時間就越長,撤退的速度再次被減緩。
這才是長城的真正作用。
長城像是針對這種情況的過濾器,增加匈奴入侵的成本,降低他們所能取得的收益,從而“過濾”掉那些小股入侵。
更重要的是,長城從來不是單純的防禦設施,而是秦朝主動出擊的前沿陣地,它可以為秦軍提供穩定的後勤保障,糧草輜重都可以先囤積於城障亭塞,甚至長城本身可以成為北進戰略中的一環。秦軍能借長城的掩護,神不知鬼不覺地完成重兵的集結,長城守軍大舉出城進攻時,不用擔心後方安全;反過來,匈奴若企圖切斷出擊秦軍的後路,只能插入秦軍和長城之間,有可能面臨被出擊的秦軍、長城守軍兩頭夾擊的風險。秦軍即便戰局不利一時落敗,也可以退入長城重整旗鼓。
正是以長城為依託,蒙恬才有了對匈奴的輝煌勝利:“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之後,又有“是後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建塞徼、起亭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
價效比最高的防禦手段
後世歷來認為,修築長城對國力的消耗、給百姓帶來的沉重負擔,是秦朝滅亡的重要原因。
關於參與修築長城的人數,《史記·秦始皇本紀》稱是30萬,《淮南子·人間訓》稱是50萬,而據歷史學家張維華估計,參與長城工程的人數,“總在伍士兵及戍卒與罪謫計之,當不下數百萬人,此誠吾國曆史上所罕見者”。按這個數字估算,每年光是所需糧食就至少要3000萬石以上,更不用提木石等建築材料的運輸之類。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描述了秦朝北擊匈奴的巨大代價:
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裡,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殭屍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
按理說殷鑑在前,後世本當吸取秦亡的教訓,不再選擇修築長城。事實上,從西漢王朝開始,歷朝歷代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選擇把修築長城作為防禦策略,先後有了漢長城、隋長城、宋長城、明長城。哪怕是入主中原的那些原北方遊牧民族政權,如北魏、東魏、北齊、北周,為防備柔然、突厥、契丹這些其他遊牧民族南下,也多次大規模修繕長城。就算是號稱“本朝不設邊防,以蒙古部落為之屏藩”的清朝,照樣在明長城沿線部署駐紮重兵。
不僅是中國,世界上各大文明也都修建過長城,古羅馬的圖拉真長城、哈德良長城,同樣在抵禦異族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不難看出,修築長城依舊是冷兵器時代價效比最高的防禦手段。
在生產力落後的農耕時代,“愛惜民力”與“追求功業”本來就是不可得兼的魚與熊掌之辯,統治者追求任何功業都必定會給百姓增加負擔;反過來,若一味排斥功業,人類文明不要說進步,只怕連存續都早晚要面臨嚴峻考驗。假如統一之後,秦朝徹底實行無為而治,坐視匈奴勢力壯大,匈奴早晚有一天將大舉南侵,北宋的靖康之恥也許會提前千年上演,那時只怕後人指責秦朝的理由又會變成“苟安忘戰”。
秦朝滅亡了,西漢從廢墟中興起,此後的2000多年裡,中原王朝如走馬燈般輪換,城頭變幻大王旗。沒有一個王朝能永遠存續下去,任何金城湯池都無法挽救腐朽的統治。早在先秦時代,人們就已意識到:固國不以山河之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長城依舊佇立在北方邊境,歷經無數風雨戰火。舊的牆體崩塌,新的又建立,夯土變為磚石,依舊在為百姓們提供庇護,直至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圖騰,這一切,都來自秦朝埋下的第一塊基石。
可以說,秦朝是以犧牲整整一代人的幸福為代價,給後人換來萬世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