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曹操

曹操殺了彭羕，沒有任何人批評；曹操並沒有殺禰衡，卻要背上千古罵名。公平嗎？有道理嗎？

沒道理，但有原因。

原因之一，是曹操人在中原，身處朝廷，士族雲集，舉世矚目，局面大，動靜也大。蜀漢則相反。所以同樣一件事，在曹魏會引起軒然大波，在蜀漢就只有些微波瀾。

何況士族對曹操也充滿敵意。

這種敵意是深不可測的。眾所周知，士族在東漢末年，已經是統治集團的主要力量。他們要成為統治階級，可以有兩種方式：一是和平過渡，二是武裝鬥爭。然而董卓入京，使前一種方式不再有可能實現；官渡之戰，又使後一種方式化為泡影。董卓和曹操，豈非士族的頭號仇家？

相比之下，曹操又更可恨。

的確，董卓其實是敬重甚至畏懼士族的，他的問題是粗魯、野蠻和沒有教養。曹操卻在骨子裡藐視士族。他甚至在立足未穩之時，就公然殺了恃才傲物、出言不遜的名士邊讓，結果兗州士人義憤填膺，天下士族同仇敵愾，老朋友張邈和老部下陳宮也都一齊反叛了曹操。

兗州牧由曹操變成呂布，也因為此事。

其實曹操代理兗州牧，陳宮是出了大力的。然而邊讓被殺後，陳宮便毅然決然地反曹。他甚至寧肯去幫助有勇無謀的呂布，兵敗被俘後也寧死不降。

曹操於心不忍，便叫著陳宮的字說：“公臺，你死了不要緊，你的母親可怎麼辦，老婆孩子又怎麼辦呀？”

陳宮卻義無反顧。他長嘆一聲說：“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和妻兒是死是活，全在明公您了。”說完，昂首走向刑場。

曹操流著眼淚為陳宮送行，也兌現了善待其家人的諾言，既定的路線卻沒有因此而改變。相反，也許正是在那一刻，曹操更加堅定了建立“法家寒族之政權”的信念。儘管他並沒有時間表，也沒有路線圖，然而他的這一理念，影響極大。

事實上，正是曹操在不斷地向世人證明，只有非士族出身的軍閥才能奪取政權，也只有撇開袁紹代表的“儒家士族路線”才能成功。這就是劉備和孫權能在“後袁紹時期”勝出的原因，起了帶頭和榜樣作用的則是曹操。

天下變成三國，原因也在於此。

可惜曹操的想法有問題。因為歷史已經證明，對帝國制度來說，最合適的統治階級是庶族地主，最合適的意識形態卻不是法家思想。因此隋唐以後的政治路線，既不是袁紹那樣的“士族儒家”，也不是曹操提倡的“庶族法家”，而是“庶族儒家”，或庶族地主加上儒道釋三教合流的思想。

但這是要經過魏晉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的試錯之後，才可以實現的。以兩晉為代表計程車族政權，也有著歷史的必然。曹操既超前又失誤，豈能不敗？

士族地主階級的敵意不難理解，因為曹操擋住了他們前進的道路，耽誤了他們的時間。他們肯定要將滿腔的憤怒傾瀉到曹操身上，懷著刻骨的仇恨將他“妖魔化”。

何況曹操自己也授人以柄。

曹操最大的失誤，是為曹丕稱帝創造了條件。不妨設想，如果曹操不稱魏王，甚至不封魏公、不建魏國，哪怕曹家世代為相，事情會怎麼樣呢？

恐怕曹操的形象就和諸葛亮比較接近了。

實際上，諸葛亮與曹操不乏相似之處。他們都是開府的丞相，都封了縣侯，也都兼任州牧。如果把兩個人的職務和頭銜並列起來看，那簡直就是“雙胞胎”。

曹操：武平侯，丞相，領冀州牧。

諸葛亮：武鄉侯，丞相，領益州牧。

曹操多出來的，只有魏王的王爵。

因此，正如馬克思所言，如果皇袍終於落在仿效其伯父拿破崙發動政變的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崙的銅像就將從旺多姆圓柱頂上被推下來。同樣，當曹丕把皇袍披在身上時，曹操就只能等著被畫成一張大白臉。

與此同時，諸葛亮也走上了神壇。

不可否認，諸葛亮身上有太多閃光的精神。他的心繫天下、憂國憂民、鞠躬盡瘁、廉潔奉公、謙虛謹慎、以身作則，都堪稱千古楷模。但諸葛亮被神化，卻並不完全因為這些。主要的原因，還是社會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則需要一位代表。這跟曹操變成奸臣是同樣的道理。因為社會不但需要正面典型，也需要反面典型。

事實上，作為歷史人物形象的曹操和諸葛亮，則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這枚硬幣就是人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諸葛亮既然被看作天使，曹操就只好去做魔鬼；諸葛亮既然是後浪，曹操也只好死在沙灘上。

然而歷史的長河不管什麼前浪後浪，它只會順著自己的河道一往無前。因此，當蘇東坡站在長江岸邊遙想赤壁風雲之時，他看到的竟是這樣一幅畫面：小喬初嫁，年輕帥氣的周瑜新婚宴爾，一身便裝統領艦隊西進。羽扇指點處，談笑間，曹操的數十萬大軍灰飛煙滅。

這當然也是一種歷史意見和精神風貌，只不過不是三國的，而是魏晉的。沒錯，蘇東坡筆下的周瑜更像一個魏晉的名士，而不是三國的將軍。儘管周瑜非常懂音樂，就像曹操是詩人；也儘管魏晉與三國相距不遠。

但是，三國是三國，魏晉是魏晉。它們的時代精神是不同的，風采、氣度、韻味和格調也是不同的。